中庸教育哲学思想（精选十篇）
中庸教育哲学思想 篇1
关键词：孟子,中庸哲学,课程价值比较,启示
一、概述
孟子的中庸哲学是儒家学派文化精髓, 一直以来, 在传统中华经典文化中发挥着十分重要的历史作用, 它作为中华民族几千年的文化理论以及最高伦理道德标准, 承载着中华民族数千年来的精神诉求。在现如今的这个时代, 我们需要对以孟子中庸哲学为代表的传统教育理论进行重新解读, 发掘出它在当代背景和教育现状下的意义, 尤其是发掘它在当代教育中对我们的启示, 使两种教育模式能够互补短长, 从而使其在现代教育中得以发挥其优势作用。但孟子的中庸思想跟碌碌无为思想又不同, 它追求的是一种不过不及、可进可退、不亏不盈、不骄不馁, 在为人处世中寻找平衡的人生智慧。孟子中庸理论主张天地万物生生不息、万物矛盾对立统一以及多样的包容, 这其中平衡、适度、合律、中正的和谐, 正是其理论的体现。在传统中华经典文化中孟子的中庸思想一直发挥着十分重要的历史作用, 它作为中华民族几千年的文化理论以及最高伦理道德标准, 承载着中华民族数千年来的精神诉求。
1. 人性化思想。
现代教育体系中一直重点强调的“人性化”理念却始终贯穿其中, 无论从外在的行为规范还是在人性内心的心灵深处, 都在强调着生命的价值和人存在的价值, 强调着人与人、人与物之间的和谐。这也是我们在现代教育理念中所一直追求的。“天人合一”是古代的教育思想的最高境界。天人合一的“天”是无限宇宙的抽象本体, 也是万事万物价值观的本源。孟子的中庸理论中上至天与人的关系下到人与教育的关系都作出了最精准的阐述“天命之谓性, 率性之谓道, 修道之谓教”, 这三句话, 从根本上清晰地阐述出传统教育哲学的根本脉络。
2. 教育方法。
中国传统教育的目的是为了给统治者培养圣贤之人, 历史上很多有成就的人也都以“圣贤的后继者”自称。所谓圣贤则是指不仅能够克己复礼、独善其身, 还能推己及人、兼济天下。因此, 在教育方面, 传统教育着重培养学生的气节和操守, 提倡发奋立志与自我节制相结合。孟子中庸讲究修己安人、内圣外王, 自身的修养是为了政治利益而服务的, 这种教育的理想目标常常会和社会道德联系在一起, 在古代社会发挥着十分重要的政治作用。修己安人、内圣外王的孟子的中庸思想对中国传统的政教关系作出了极为精准的概述, 只有从自身做起, 才能将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落到实处, 这也是儒家思想中强烈的道德感和历史使命感的体现。我们一直倡导“因材施教”的教育方式, 所谓的因材施教就是针对不同学生的不同的特点和不同的情况, 所采取进行具有针对性的教育方式。这种教育哲学最早由儒家教育家们提出, 要求老师仔细观察学生的言论和行为, 根据学生的才能高低的不同进行不同的教育方式“中人以上, 可以语上也;中人以下, 不可以语上也”。孟子非常强调因材施教, 强调教学方式的变化。在他的中庸教育理论来看, 每个人的特点不同、性格不同、天赋也不同, 教学应该针对不同学生的不同特点进行有针对性的教育, 教育者应该对学生进行积极的引导, 用引导的方式进行教学, 甚至还可以相互学习, 提升学生“闻一知十”、“举一反三”的思维能力。
3. 学习方式。
在学习方法方面, 儒家一贯主张“学思结合”的教学方式, 孔子强调“学思并重”, 孟子进一步将其发展成为“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五个学习步骤, 更加强化了其中相辅相成的关系。传统的儒家教学目的是为统治者培养治世之才, 因此教授“文、行、忠、义”四教、“礼、乐、射、御、书、数”六艺和“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 这些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基础, 也是提升自身修养, 打造理想人格, 实现内圣外王最高理想的基础。孟子提倡在学习过程中, 要遵循循序渐进、专心致志的学习方法和虚心涵泳、居获持志的学习态度。孟子强调“尽信书不如无书”, “知”和“思”的同时还要“习”与“行”, “知”与“行”的先后、难易虽然难分高下, 但是其相辅相成的关系还是十分重要的。
二、孟子教育思想对近代教育的影响
1. 孟子中庸思想的关系。
当代教育实践与传统教育理论相比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传统教育注重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教育, 而现代教育在实践中则更注重知识的传授, 这是由时代背景、文化倾向以及社会适应能力等方面的因素所决定的。但是无论是观念的传授还是知识的传授, 任何课程的构建都必须由哲学价值论的引领, 只有遵循一定的价值原则, 才能体现教学实践本质上的价值创造活动, 否则教学实践活动将会陷入盲目和混乱的误区。从本质上来说, 我国古代的教育更多是为统治者培养治国经世人才所需, 因此古代以儒家教育为代表的传统教育所教授的更多的是一种应对当前社会问题的价值观和方法论, 更多的体现在教授学生如何为人处世、如何治国建功等方面, 对自然科学方面的知识传授相对来说, 便显得十分的薄弱。而现代的教育本质则更多的倾向培养学生未来在社会上的自身适应能力, 因此现代教育则在自然知识、工具类知识方面有更多的倾向, 更多的教授的是一种可以适应当下社会所必需的知识和技艺。不管哪种课程的价值取向主要表现为一种功利主义, 可分为社会功利主义和个人功利主义。功利主义所表现出来的一切课程价值是对课程的训练价值的看重, 不论是对于社会政治经济发展还是对学生个人适应社会生活的能力和技艺, 都是一种基于教育者教育目的价值取向。但是却在根本上忽视了学生作为一个独立的人所需要的全面发展的课程价值取向;这样的教育理论在当时农业社会的社会生产发展中确实产生了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 推动了古代经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文化的繁荣, 也促进了现代人适应当前先进生产力的能力和技艺, 但是却在本质上造成了“单向度的人”和“经济人”的出现, 限制了学生作为自由人和独立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条件, 这有悖于我们教育最终的目的和理想。
在今天, 我们有必要对以孟子中庸哲学为代表的传统教育理论进行新的认识和监督, 发掘出它在当代背景和教育现状下的当代意义, 尤其是发掘它在当代教育中对我们的启示, 使两种教育模式能够互补短长, 从而使其在现代教育中得以发挥其优势作用。
2. 孟子中庸思想的直接影响。
孟子中庸思想具体落实到当下每一个学生在人格建构课程上就是强调学生作为独立人格的完整与和谐。孟子中庸思想里讲到“天命之谓性”也就是说, 人类生下来就有的属性就是天性, 这是上天所赋予每个人所不同的灵魂和精神。孟子的思想体系是以人本位为主的, 因此孟子所提倡的中庸人格是要求理性与感性的高度和谐的, 理性是指凭借在长期的社会生活中积淀的生活经验理性科学地来应对社会上的各种人和事, 而感性则是满足人类在以血亲为纽带所产生的社会关系中所产生的道德和情感的需要。因此, 他认为科学的理性可以指导人们在社会中生活的规律性, 而感性则用可以满足人们的正常的心理情感欲求。这样的哲学就能从根本上将情感目标和理性的处事方法进行有机的结合, 从而达到人性各要素之间的协调和平衡, 这是孟子的中庸思想在教育层面所追求的最终目的。
“权变”, 指事物的度要根据不同的人、不同的事情和不同的场合加以衡量和改变。这是一种朴素的、矛盾统一的方法论, 也是在更高层面上实现高度平衡的中庸思想。孔子说“通权达变”, 他认为“权变”是“达中”最好的办法, 也是中庸的最高境界。孟子在孔子的基础上将该理论进行了发展, 他提出“子莫执中, 执中为近之。执中无权, 犹执一也。”也就是说, 在为人处世的时候“执中”确实十分重要, 但…………………………………………………………………………是不能光执著于既定的最佳方案而不思变通。如果不知变通, 那光执著于预定的最佳方案也是无用的。因此, 在孟子的中庸思想中, 在做任何事情之前根据当下的情况进行分析权衡所指定的当下的最佳方案叫“中”, 而随着时间的推移、环境的发展适时调整以把握正确之道可谓更高层次的“中”, 也就是所谓的“通权达变”。在实际的教育实践中, 如何才能令学生达到人性各要素之间的平衡和协调, 如何使学生能够全面而自由的发展, 这就要求教育者能够做到“通权达变”, 针对不同的情况、不同的学生进行不同的教育, 从而达到我们最终的教育目的。
孟子的中庸教育思想就是以和谐和平衡为主要核心的指导思想, 这样的思想不仅会满足自然和人类社会生产力发展进步的需求, 还同时能够满足学生作为独立个体的自身综合协调发展的需求, 并对两者关系进行平衡, 对各类优势教育资源和因素进行协调和整体优化, 使学校通过各种教育教学活动和教学手段所产生的综合性教育成果能够适应不同的学生在成长和受教育过程中的各自的不同特点, 从而学生能够在德、智、体、美、劳各方面都能得到全面和谐进步的同时, 还能使学生的身心和智力都能适应当下自然和社会的发展, 预期达到和谐的平衡。使学生具有良好的品德、优秀的创造力、全面的知识结构、强壮的身体、文明的举止、健康的心理, 使当下新时代的教育能与自然、与社会、与他人和与自我间的和谐统一。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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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庸教育哲学思想 篇2
(苏州大学教育学院,江苏苏州215021)[摘要]《大学》《中庸》是中国古代传统学术的代表著作,其内容涉及政治、伦理、哲学、教育等领域,对教育的目标、作用及过程等问题形成了理论性认识,构成了中国古代教育哲学的一般体系。其内容主要包括“中庸”的教育价值观,由“诚”至“道”的教育目的论,礼乐相成的教育途径说和知行合一的教学认识论。《大学》《中庸》所阐明的教育思想,不仅规定了中国古代教育制度和理论的走向,而且确定了封建时代教育与政治的密切关系,决定了中国知 识分子的人格特征。
[关键词]大学;中庸;教育哲学思想
[中图分类号]G40-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7489(2004)02-0126-06 [收稿日期]2004-04-01 [作者简介]宋宁娜(1949-),女,浙江金华人,苏州大学教育学院教授,主要从事教育原理、教育史研究。《大学》《中庸》是儒家经典《礼记》中的两篇,后来与《论语》、《孟子》一起合称《四书》,是中国古代传统学术的代表著作,其内容涉及政治、伦理、哲学、教育等领域,对教育的目标、作用及过程等问题形成了理论性认识,构成了中国古代教育哲学的一般体系。分析《大学》《中庸》所提出的教育理念,有助于理解中国古代社会意识和传统文化的内在价值观,也有助于理解中国古代教育发展的一般状况。
一、《大学》《中庸》的思想渊源 《大学》《中庸》在继承三代以来的文化精神基础上,通过吸收诸子百家学说建立起适应汉代大一统政治需要的理论体系,从而形成了以儒家学说为基础的中国古代教育哲学思想。《大学》《中庸》继承和发展了夏、商、周及春秋战国时期的文化精神。三皇五帝时的文化遗存、社会习俗都在《大学》《中庸》中有所体现。《礼记》引用古代文化典籍和古人用语的比率很高,仅在《大学》《中庸》两篇中,引用的古书就有《尚书》和《竹书纪年》中的《康诰》、《太甲》、《韦典》等,对商汤时期青铜器上的铭文、春秋战国时期的各国史书如《楚书》、《秦誓》等也有涉及,尤其大量引用西周时《诗》中语句,甚至旁及汉初通用谚语:“人莫知其子之恶,莫知其苗之硕”[1],这也从一个方面说明《大学》《中庸》的成书最迟在汉代初期。同时引用内容多侧重儒家学说。《中庸》中几乎连篇累牍地用“子曰”来说明和强调所述内容,孔子学生曾子的言语、随晋国公子重耳出逃的舅犯和鲁国贤大夫孟献子的话,以及三代圣贤的思想,都与古代典籍《论语》、《左传》相合。从思想渊源看,夏、商、周以来的基本理念和思维方法也都在《大学》《中庸》中有所表现,并有所发展。如殷商重鬼神、尚鼓乐的传统在《中庸》中被改造为“国之将兴,必有祯祥;国之将亡,必有妖孽。见乎蓍龟,动乎四体”的“至诚之道”,而不是当时的“国之大事,惟戎与祀”的祭祀活动;春秋时管仲、孟子关于“民为邦本”、“民为贵”的思想在《大学》《中庸》中也有体现,如“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恶恶之。此之谓民之父母”,“道得众,则得国;道失众,则失国”[1],“为政在人,取人在身,修身以道,修道以仁。仁者,人也”[2];尤其西周时因“殷鉴不远”而强调统治者应加强自身修养的思想在《大学》《中庸》中有许多表现,这一切,都反映了三代至先秦的重要文化精神。《大学》《中庸》继承和发展了孔子思想,并从儒者的角度吸收诸子百家学说改造而成为儒家的重要经典。《大学》《中庸》的作者据传为乐正克和子思,都是孔子的弟子或再传弟子。先秦时儒家的独尊地位并没确立,另一显学道家是作为儒家的对立面出现的,他们批判儒家维护宗法等级社会的观念,重在对自然和宇宙奥秘的探索,认为礼乐制度和道德规范是人为的,讥讽儒家以培养人为己任的社会意识和责任感,提倡顺应自然,无欲无争,从而获得精神的解脱和快乐的人生。但是在春秋之际的战乱和社会大变动中,礼教德治的原则得到了强化,孔子的学说顺应了这一潮流并得到统治者的青睐,上升为占统治地位的学术,而老子学说中关于“匡正人道”和实行“无为而无不为”的思想也被说成是儒家的尧舜之治。也就是说,此时孔子由维护秩序而设计的统治方案与老子由批判社会入手的政治学说结合起来,成为中国古代政治哲学的基础,即将老子所提倡的自然必然性用于社会和人,与儒家所理解的社会力量———伦理道德相融合,改造成“天理人情不悖”的“人道”,在世界观方面完成了由鬼神观向自然观和人道观的转变。再如《大学》《中庸》中关于学习活动基于“心静”的思想也是先秦诸子学说经儒者综合并加以发挥的结果。战国时荀子提出“虚壹而静”,认为若心存忿愤、恐惧、好恶、忧患,都不能正确地认识事物,“中心不定,则外物不清。思虑不清,则未可定然否也”[3];老子认为个体认识事物必须以某种“一以贯之”的方式:“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宁,神得一以灵,谷得一以盈,候王得一以为天下正”[4];庄子以见微知著、推而广之为思想方法:“坐乎室内而见四海,处于今而论久道,疏观万物而知其情,参稽治乱而通其度”,强调从整体和发展的角度来考察事物,与儒家的整体协调观念,与历经战乱的人们对社会安定和统一的愿望相通,也与汉代“大一统”的政治观念相适应。因此,随着一个时代政治、经济的需要,统治阶级中的某些人努力从各家学说中寻找理论和方法,从而对儒家学说和诸子百家思想进行批判性改造,使之适应社会的需要,这是一种文化的筛选和重组工作,《礼记》及其中的《大学》、《中庸》、《乐记》等篇章在相当程度上反映出当时的这种需求,春秋战国时期的儒、道、法、名、兵等家思想经他们的整合和改造成为外儒内法、重视权变的“王道”,从而确立了中国古代政治、伦理和教育的基本理念。
总之,《大学》《中庸》并不是单一的儒家学说,它的许多观念都已经经过加工和改造,正因为它适应了封建集权制度的需要,才获得了学术上的“正统”地位,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精神;然而也正因为它吸收了诸子百家的学说,包含了三代以来的诸多文化精神,因而在《大学》《中庸》中也时时可见思想发展的痕迹和矛盾。
二、《大学》《中庸》中的教育哲学思想 《大学》《中庸》所表现的政治、伦理、哲学和教育观,不但作为传统文化的核心构筑了中国封建社会的意识形态和制度文明,而且也构建了中国古代教育哲学的体系,规定了中国封建教育的内容和形式,反映了当时人们对教育的理解程度,表明了中国古代教育的某些特征。(一)“中庸”的教育价值观 “中庸之道”既是中华民族在对生生不息的宇宙和对立互补的矛盾认识基础上提出的实践理性,也是在“中”、“和”、“道”等古代哲学观念基础上提出的人道准则。中国古代哲人持整体思维方式,认为天、地、人处
在一个统一的系统之中,相互之间是依存的关系,任何割裂、破坏或失调都会导致危害,由此发展起“中”的思想,以不偏不倚、不激化矛盾为目的;“和”的价值观,寻求自然与社会的和谐、稳定发展;“道”的观念,遵循自然和社会整体和谐发展的规律。中国古代哲学认为,事物既有矛盾对立的方面,又有相辅相成的方面,不是一方克服、消灭另一方,而是双方力量平衡、联合、统一、互补、共济的关系,必须以“用中”为应变的标的,求得整体的保全和稳定,即在承认事物变化具有两极可能的前提下,清醒地估量序位变化的趋势,审时度势,沟通对立方面,促使其在相对稳定发展中维持或重建秩序,防止整个系统的混乱和破坏。如周代的“中行”就是一种要求处理人事恰到好处的实践理性,“中行独复”[5],“得尚于中行”[6],“中不自乱也”[7],“允厥执中”[8],都是指办事不偏执,照顾到各方面的利益。“和”是一种由认识对立统一规律而得出的人道原则,指调整矛盾以实现整体和谐发展。《国语·郑语》中史伯与郑桓公的对话指出“和实万物,同则不继”的问题,看到了吸收和综合不同经验和意见的效果,晏婴答齐候“和与同异乎?”的一段话,要求构成体系的各要素之间达成最完美的对称与和谐,包括形式 与内容,情感与理智;管仲、子产更是提出以“礼”制“声”、“色”、“味”的看法,反映出将自然的“美”与道德伦理的“善”相结合的政治观。“夫政象乐,乐从和,和从平”,[9]将商汤时期用于沟通人与神、人与人之间关系的音乐理论与政治经验相结合,所谓“八音克协,无相夺伦,神人以和”[10],统治者只有享受适度才不致于激起民变,如周公对康叔说:“尔克永观省,作考中德。”[11]由此可见,“中”“和”属于一种社会经验或人生智慧,后来被孔子发挥为“以中为用”的方法论,如“不得中行而与言,必也狂狷乎?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也。”[12]“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12],《中庸》则进一步肯定:“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生焉。”[13],由此,“中和”、“以中为用”成为中国古代哲学的最高境界,成为与宇宙和社会规律相通的实践理性。然而,《中庸》指出:“中庸其至矣乎,民鲜能久矣”[13],要求将中庸提高到方法论的高度指导人们的行为,认为“中庸之道”之所以不能推开,是因为“知者”过于追求理想,而“愚者”又不明白“道”的真谛所致;“中庸之道”之所以不能显明,是因为“贤者”实行得过度,而“不肖者”却不能做到的缘故。如舜是一个成功实行中庸之道的人,他和顺、明智、好学、深察,包容,因为他能度量人们认识上的“过”与“不及”[13]。也就是说,《中庸》要求得人际关系的某种协调,根据情况的变化采取灵活对策,防止矛盾的激化、政权的转移,所谓“时中”,这既是孔子为统治者提出的以“节制”政治,又是老子“道常无为而无不为。侯王若能守之,万物将自化”[4]的权术,两者结合成为中国传统文化和学术的核心,也是中国古代教育哲学的内在价值观。(二)由“诚”至“道”的教育目的论
《中庸》提出由“诚”至“道”的教育目的,《大学》将其扩展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教育目标。由“诚”至“道”的教育目的论是对孔子“孝悌”说的发展,也是由伦理而教育的主张。在封建等级社会中,维护统治的基础是血缘宗法关系,即以“亲亲”“尊尊”为基础的社会阶层和利益分配制度。为了巩固封建等级制度,必须强调由家庭伦理而社会制度的意识形态,孔子提出的“弟子入则孝,出则弟,泛爱众,而亲仁”,“其为人也孝悌,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14],基于仁而推之及仁政,是为“知本”,亦为“尽性”[13],“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14],“君子笃于亲,则民兴于仁”[15],只有实行“亲亲”“尊尊”者,才能“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16]。《礼记·哀公问》中“政者,正也。君为政,则百姓从政”,是基于“孝悌”观念而来的政治学说,是由血缘宗法关系扩而大之的政治格局。而这种政治学说和政治格局必须通过教育来达到“化民成俗”,使普天下的民众安于被统治的等级,这也就是《中庸》所说的“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五者,天下之达道也”[13]中的“道”。将亲情和人情作为人性的基础,是谓“诚”;将教育作为推行“亲亲”“尊尊”政治的手段,是谓“修道”。由“诚”至“道”的教育目的论是中国古代政治学说的有机组成部分。从中国古代哲学的意义上来说,“诚”者,基于人性而完成品德修养的基础,包括爱亲仁人、不自欺、不欺人,“诚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道”者,贯穿世上万事万物的自然之理和指导个人完成品德修养应走的道路“从容中道，圣人也”。“自诚明,谓之性;自明诚,谓之教”[13],由遵循人的本性,发扬善端,将天性中的固有美德与后天学习、修养相结合,推而广之达到教育和政治的实现,即通过好学实现“知”,努力笃行达到“仁”,经常反思、知耻而为“勇”,“知斯三者,则知所以修身、治人、治天下也”[13],亦《中庸》所谓“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13]者也。为此,必须强调“至诚”的教育目的。诚者,不仅可以明白事理,明哲保身,而且可以参透宇宙天地的消息,制定经理国家的制度,“惟天下至诚,为能经纶天下之大经,立天下之大本,知天地之化育”[13],实现治国平天下的理想。只有具有“至诚”品格的统治者,才能具有聪明睿智、宽裕温柔、发强刚毅、齐庄中正、文理密察的品性,才能实现尧舜之治。“诚之者,择善而固执之者也”[13],“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诚则明矣,明则诚矣。”[13]天性和教育应当成为一致,教育和政治本来就是同一,这既是中国古代教育的宗旨,也是中国古代对个人和社会关系的理解。由“诚”至“道”的教育目的论反映了中国古代重视统治阶级教育的文化精神。无论是“自诚明”的圣人还是 “自明诚”的君子,都是达到“至诚”境界的人,是有能力统理天下、化育万物的领袖人物,这也就是中国古代教育所要培养的统治人才。《大学》所谓:“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必须经过“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八个阶段;没有前一阶段的基础,后一阶段的目标就不可能实现,所谓“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是一个由对事物的研究而达到的不自欺、慎独的道德境界,使自己避免偏执,以中为用,从而担当社会责任。“自天子以至庶人,壹是以修身为本”,只有不断学习知识,不断反思改进错误,才能逐步增进美德,担当教化民众的责任,如周文王、卫武公这些前贤,不仅创立基业,老百姓也享受到他们留下的福泽,就因为他们具有高尚的品德。为人能治国者,必先能治家,“其家不可教而能教人者无之”;君子不出家就能成教于国者在于他们具有孝悌品性,“孝者,所以事君也;弟者,所以事长也;慈者,所以使众也。”只要统治者做出表率,百姓自然就会跟从、仿效,这样就会社会安定,天下太平,“上老老而民兴孝,上长长而民兴弟,上恤孤而民不倍”[1],“仁”“善”为治国平天下的至宝,“为政在人,取人以身,修身以道,修道以仁”[13],强调由家庭教育、个人道德向社会教育的实现,以统治者的个人道德为基础实现“人治”、“德政”———“上所施,下所效”也[17]。以教育未来的统治者为首务,以提高他们的道德水准为基础,“此谓知本”,因而中国古代一切教育都为的是提高官僚队伍的素质,学校制度、选士制度都从属于官制,教育成为封建政治的有机组成部分。(三)礼乐相成的教育途径说 “礼乐相错,其成也怿”,是中国古代教育的特征,指思想认识的提高与艺术熏陶相辅相成,将认知和情感教育相结合,实现人格完善的教育过程。礼乐相成的理念基于“以道制欲”的观念,“以道制欲”可以追述到战国时期荀子的“人性恶”和“乐教”思想。荀子认为,人的“目好色,耳好声,口好味,心好利,骨体肌肤好愉悦”,这些人的需求就是“人性恶”的生理基础,只有那些“积礼义而成者”,通过学习和实行道德规范,用“道”来制服这些生理欲求,才能改恶从善,因此,“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18],教育是“化性起伪”的过程,人格的形成是后天的环境影响和遵循社会习俗的结果。但是,《礼记》一般以孔子的“性相近,习相远”和孟子的“求放心”为人性论基础,同时也吸收了荀子“化性起伪”的说法,形成“以道制欲”、礼乐相成的教育途径说。如《乐记·乐本》:“人生而静,天之性也;感于物而动,性之欲也。物之知之,然后好恶形焉”,如果好恶无节,人为物蔽乃至人化为物,则“灭天理而穷人欲也”,会导致社会的不安定;为此必须用各种制度和礼仪来规范社会各阶层人士的行为,用道德伦理来教育士大夫和民众,用音乐来陶冶、感化和净化人的心灵,使之各安其位,各司其职,求得天下太平。因为“声乐之入人也深,其化人也速”[19],以“乐”的风化与“礼”的教化相结合,“乐也者,和之不可变者也;礼也者,理之不可易者也。乐合同,礼别异,礼乐之说,管乎人心矣。”[19]乐可以“穷本极变”,礼使之“著诚去伪”,礼乐相成,可以感化人心,移风易俗,“乐行而志清,礼修而行诚”,“天下皆宁,美善相乐”。[19]正因为人心易“感于物而动,故先王慎所以感之”,必须选择正确的教育内容,尤其是“节民心,和民声”的音乐教育内容,推之于《诗》教、《礼》教、《乐》教„„。如《毛诗序》对三代以来用祭祀、誓师活动中的音乐、诗歌来进行社会教育的做法持肯定态度,认为“情发于声,声成文,谓之音”,音乐是表现人的情感的形式;“诗言志,在心谓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诗是思想和情感相结合的产物。“思无邪”的诗歌内容和“无淫”的音乐形式相结合,就能够实现对人心的引导和防范,如《毛诗大序》中所言:“发乎情,民之性也;止于礼仪,先王之泽也”,就是“风教”和“礼教”结合的典范。从礼乐相成的教育理念中可以看出中国古代对于遗传与环境、教育之间关系的认识。在孔子“性相近,习相远”思想基础上,中国古代肯定环境对于人的影响,强调外部教育的作用,著名的“孟母三迁”故事就反映了这一观念。但是中国古代教育思想不仅仅停留在这一层次的认识,而是进一步要求用外部灌输和内部化相结合的方法实现对年轻一代的道德教育,提出“礼乐相错,其成也怿”的教育命题。“乐者,所以象德也;礼者,所以闭淫也。”[20]以礼规范人的外部行为,以乐治心,“则易、直、子、谅之心油然而生矣,„„乐则安,安则久,久则天,天则神。„„故乐也者,动于内者也;礼也者,动于外者也。乐极和,礼极顺。”[21]礼乐相成不仅用于沟通人际关系、人神关系,而且有助于个人道德的完善。诗、歌、舞“三者本乎心,然后乐器从之,是故情深而文明,气盛而化神,和顺积中而英华发外„„”[22]这也就是郑玄所谓的“以进为文”和“以反为文”:“进者,自勉强也。文犹美也,善也”,主顺;“反,为自却止也”,主和,主静,即基于人性本静而通过外部影响和自修达到认识和情感和顺的教育过程。亦如《礼记·乐记》所说:“君子反情以和志”,使道德、政治这些思想意识的理念和情感、艺术相联系、相融合、相作用,实现人格的完善。这种认识和情感相结合的教育途径说形成了中国古代教育的特色,同时也发展起中国古代的“六艺”———礼、乐、射、御、书、数;“六经”———诗、书、礼、乐、易、春秋等课程体系。(四)知行合一的教学认识论 《中庸》“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的教学认识论是在孔子后天经验论基础上提出的。孔子认为,“生而知之者上也,学而知之者次也,困而学者又其次也,困而不学,民斯为下矣。”[23]他称自己是“学而知之者”,又说:“盖由不知而作之者,我无是也。多闻,择其善者而从之,多见而识之,知之次也。”[14]自己并非生而之知者,只是“好古敏求”者,是在后天闻见和学习文献的过程中增长才干,对好的道理采纳,对不明白的和靠不住的事情存疑,这样来避免行动的盲目性,“以闻阙疑,慎之其余;多见阙殆,慎行其余,则寡悔。”[24]同时学思结合,以学为思的基础,边学边思,“见贤思齐,见不贤而内自省也”[25],运用思维推理,“闻一以知十”,“告诸往而知来者”,审慎地辨别是非,“众恶之,必察焉;众好之,必察焉”[26],从而提高自己的判断力。孔子强调“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24]的学习态度,反对主观固执、自以为是,“子绝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27]。最后,孔子强调将学得的好经验和道理付诸实行,教育学生“纳于言而敏于行”[25],“敏于事而慎于言”[14]。孔子的这些言论和主张,成为后来“博学、慎闻、慎思、明辨、笃行”说的思想基础。《中庸》“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教学认识论的提出,是中国古代“知行合一”教育思想的基础。三代以来,“非知之艰,行之唯艰”[28]思想有所发展,《中庸》在此基础上提出:“或生而知之,或学而知之,或困而学之,及其知,一也;或安而行之,或利而行之,或勉强而行之,及其成功,一也”[13],肯定学习与实践两者都是个体成长所必需的活动,“学、问、思、辨、行”每一环节都不可少,如果前一个环节尚未完成,就必须切实加以补救;别人能一遍就做好的,我做一百遍也一定能做好,别人做十遍能做好的,我做一千遍总能做好了,强调重复训练对于学习知识和实行道德的作用。可以说,《中庸》中已经提出重视后天经验和实践的教育思想,虽然《中庸》认为“尊德性,道问学”两者都可以实现人格的完善,前者由天赋的善和内心的诚实达到明察事理,后者由多闻多见、明察事理而达,但是从人群的大多数,从孔子的言论,可以看出中国古代还是将后天教育和学习看作个人成长的主要途径。也可以说,中国古代虽然有孟子“人性本善”和教育就是“求放心”的说法,但孔子的“性相近,习相远”还是占主导地位的人性论,是以“外烁论”为基础的教育学说,即以学习他人和前人经验为主的人的发展理论,而不是只强调内心修养的教育过程。综上所述,《大学》《中庸》是中国古代“经纶天下之大经,立天下之大本”的重要文献,确定了中国封建制度、学术的核心,也为先秦之后的教育确定了理论基础,形成了封建教育哲学的基本框架和基本理念,是中国古代教育的“根本大法”和指导思想。
三、《大学》《中庸》教育哲学的发展 《大学》《中庸》所阐明的教育思想,不仅规定了中国古代教育制度和理论的走向,而且确定了封建时代教育与政治的密切关系,决定了中国知识分子的人格特征。《大学》《中庸》所提出的教育思想,与中国古代政治学说有密切的关系,是封建官制的重要组成部分。三代以来,尤其是西周统治者鉴于殷商灭亡的经验,认识到“天命无常,惟德是辅”以来,十分重视统治阶级的教育,要求节制骄奢淫逸,防止因民众不满和反抗导致政权转移。西周时期的教育就注意用前代和当代的历史经验———《尚书》、《春秋》教育“国子”,用《诗》《礼》《乐》进行思想、情感教育,用《易》提高他们的理论和哲学思维,以形成一定的价值观和人格倾向,以便将来能担当起治理民众的责任。《大学》《中庸》更是以《诗》中大且纯的文王之德与天的运转不停相比,以《易》中的“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相应,举卫武公治学修身,最后达到“道盛德止善,民之不能忘”的境界,要求学者注重品德修养,使自己“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天天进步,逐渐达到“至诚”的地步;要求统治者“修己以爱人”,“修己以安百姓”,从而“上施下效”实现天下太平。这就是由道德而政治的过程,也是由政治而道德伦理的过程,从而可以实现政治本身不可能达到的功效。这种由提高统治者本身能力、品德和行为水平而实现的“精英政治”,是由逐级的学校教育和选拔实现的。中国古代教育总是与选拔制度相联系,不管是荐举还是科举,地方行政官员和地方学校的推举、考试都是必不可少的;学生出路也总是与担任国家各级行政官员密切相关,教育与政治同一是中国教育的重要特征,“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使中国教育不同于西方和其他民族的教育。正是由于中国古代教育的这一特征,中国的知识分子由“格物致知”而“正意诚心”、而“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形成了“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由个人而社会的责任感,形成了个人作为未来的社会栋梁而追求理性和道德价值的主体性格。《大学》《中庸》所提出的教育思想,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随着统治思想的变化,仍然有着一定的变化,对中国古代教育发展产生一些消极的影响。中国古代一直推崇以“孝”治天下的教育理论,提倡“行有余力,则以学文”,道德教育是最终和最重要的目标,因此孔子“所教弟子,以德行为先”,虽然有言语、政事、文学等科,但强调的是“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而不是“游于艺”[14],课程要求“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从读写算教育开始,逐步涉及政治、伦理、道德、哲学、文学、音乐舞蹈、军事体育各个方面,培养当时统治阶级认为的“全面发展”的人材。然而这是先秦、最多到汉唐时代的教育思想,后来的封建统治者为了强调未来统治人材的政治素质,教育对个体发展的意义逐渐让位于社会需要,着重培养国家公务员和各级官吏;与科举制相适应的课程体系愈来愈倾向于政治伦理方面,不仅文学、艺术逐渐与“儒学”相分离,(在历代的史书中分立“儒学”和“文艺”两类)历史学也与正统的学问无关,只剩下了《论语》、《孟子》、《大学》、《中庸》的所谓《四书》,内容是愈来愈空疏无用,更不用说生产技术、手工工艺之类是属于“奇技淫巧”,与学校教育根本是两回事了,因而与西方近代科学课程建立与发展之间的差距愈来愈大,造成清末面对“船坚炮利”而“挨打”的局面。再如《中庸》所提出的“尊德性,道问学”,是先天禀赋论和后天经验论的结合,主要强调个人的努力,“或生而知之,或学而知之,或困而学之,及其知之,一也”,但到了汉代的董仲舒则将孔子的“性相近,习相远”改造为纯粹的先天人性论,在《春秋繁露·实性》中提出“圣人之性”、“中民之性”和最下等的“斗筲之性”,在对人性进行更细致的观察的同时也肯定了社会等级制度的人性论基础,用遗传决定论为封建统治的合理性张目,与先秦时代孔子认为的人人都可以通过学习和自我修养实现人格完善、改善自己的社会地位的思想有很大不同,与“有教无类”的教育思想更是相距甚远,从而为后来魏晋南北朝时期强调门第出身的“九品中正制”奠定了思想基础,也为后代宋儒提出“人生而禀赋不同的清浊之气”的主张的先声。可以这么认为,《大学》《中庸》时代尚有一定的教育民主思想,而随着封建专制制度的加强,先天禀赋和后天灌输相结合的教育思想逐渐占主导地位,变化成“知礼成性,变化气质”的教育理论(《宋史列传·张载传》),在发挥荀子的“起伪”思想同时强调教育的思想控制功能,使中国封建后期的教育具有某种强制的性质。总而言之,《大学》《中庸》所表述的是在先秦到汉代这一时期占主要地位的教育思想,它继承和发展了三代以来的文化精神,提出了中国封建教育哲学的基本理论,为中国走向“大一统”的政治服务,成为后来二千年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内容之一,对本国和周边国家的教育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影响。参考文献: [1]礼记·大学[A].十三经注疏[M].北京:中华书局,1982.[2]礼记·中庸[A].十三经注疏[M].北京:中华书局,1982.[3]荀子·解蔽[A].十三经注疏[M].北京:中华书局,1982.[4]老子[A].十三经注疏[M].北京:中华书局,1982.[5]周易·复[A].十三经注疏[M].北京:中华书局,1982.[6]易·泰[A].十三经注疏[M].北京:中华书局,1982.[7]周易·履[A].十三经注疏[M].北京:中华书局,1982.[8]尚书·大禹谟[A].十三经注疏[M].北京:中华书 局,1982.[9]左传·昭公二十年[A].十三经注疏[M].北京:中华 书局,1982.[10]尚书·尧典[A].十三经注疏[M].北京:中华书局,1982.[11]尚书·酒谟[A].十三经注疏[M].北京:中华书局,1982.[12]论语·子路[A].十三经注疏[M].北京:中华书局,1982.[13]礼记·中庸[A].十三经注疏[M].北京:中华书局,1982.[14]论语·学而[A].十三经注疏[M].北京:中华书局,1982.[15]论语·泰伯[A].十三经注疏[M].北京:中华书局,1982.[16]论语·宪问[A].十三经注疏[M].北京:中华书局,1982.[17]许慎.说文解字.[18]荀子.性恶[A].十三经注疏[M].北京:中华书局,1982.[19]荀子·乐论[A].十三经注疏[M].北京:中华书局,1982.[20]礼记·乐记·乐施[A].十三经注疏[M].北京:中 华书局,1982.[21]礼记·乐记·乐化[A].十三经注疏[M].北京:中 华书局,1982.[22]礼记·乐记·乐象[A].十三经注疏[M].北京:中 华书局,1982.[23]论语·季氏[A].十三经注疏[M].北京:中华书局,1982.[24]论语·为政[A].十三经注疏[M].北京:中华书局,1982.[25]论语·里仁[A[.十三经注疏[M].北京:中华书局,1982.[26]论语·卫灵公[A].十三经注疏[M].北京:中华书 局,1982.[27]论语·子罕[A].十三经注疏[M].北京:中华书 局,1982.[28]尚书·兑命中[A].十三经注疏[M].北京:中华书 局,1982.[责任编辑]陈云恺
亦儒亦道的“中庸哲学” 篇3
关键词：林语堂 《京华烟云》 “中庸哲学” 姚木兰 人物塑造
在“五四”新文学运动激烈地反传统文化的社会氛围中，林语堂显得尤为突出。他也曾经参加到反对中国传统文化的队伍之中，但很快认识到这一思想的局限性。于是在批判中国文化丑恶的同时，他也开始发掘其合理性和优秀品质，尤其是站在世界文化的高度对其进行审视和批判。顺着这一观念，林语堂非常重视中国文化应有的血脉传承，尤其表现为他在对儒、道两家观念选择与吸收的基础上形成的“中庸哲学”。
林语堂一方面强烈地批判道家哲学，认为中华民族“三大恶劣而重要的德性：忍耐、无可奈何、老猾俏皮跟道家的人生观有密切联系”[1]；另一方面他又把中国人注重知觉的思维方式、乐天知命的生活态度，和中国文学艺术崇尚自然的审美情趣等归功于道家。对儒家哲学，林语堂一方面深表叹服：“儒家思想，仍不失为颠扑不破的真理”[2]，“这种哲学可以说是最完美的理想了”[3]；另一方面又批评在儒家文化影响下形成的“载道”文学是假文学而提倡抒写“性灵”。概括起来，这一面是孔子的入世和世俗化倾向，这是热爱人生、善待人生，并注重德行修养和治国平天下的一种生活方式；另一方面则是老庄的出世和非世俗化倾向，即以旁观者的身份渗透天地自然和世俗人生的智慧派，这是一种如神仙一样生活着的逍遥自适、不受束缚的自由生活方式。而将儒、道思想结合，就形成了林语堂独特的“中庸哲学”。如同一个异地探险者，林语堂在别人都未曾注意的地方发现了独特的风光。
林语堂的“中庸”，不仅体现在他对待中国传统文化的态度上，也体现在他对待东西文化的态度上。在肯定中国文化的同时，林语堂能放宽眼界，不做一个盲目的“国粹主义”者；也能看到西方文化中的弊害。林语堂认为西方文化过分重视逻辑和客观，和逻辑相对的有常识，或他所谓的“近情”[4]精神。“近情，即承认人之常情，推己及人，则凡事宽恕，容忍，而易趋于妥洽，妥洽就是中庸。”[5]近情源于中庸，中庸便会近情，林语堂把“近情”精神看成了自己中庸哲学的精髓。近情者不太注重逻辑和原则，而善于变通，善于宽容；不近情者，则往往对人对事过分过激，过于固执。林语堂认为，修改这种态度的办法就是中庸之道，因为中庸之道是最充分的近情主义。
《京华烟云》中的姚木兰，就是林语堂以儒道互补的“中庸哲学”塑造出来的人物形象。小说第一卷即明确点明木兰是“道家的女儿”。姚木兰自小就深受父亲姚思安中道处世、顺应天命思想的深刻影响。文中讲到木兰幼年随父母逃难之前，见父亲把金银财宝埋于地下，问若回来以后落入他人之手该如何是好，姚思安答道：“不是命定的主人掘起来得到那些宝物，他只能得到几缸水而已。”[6]木兰顿悟人生祸福乃是天定，强求不得。福气不是自外而来，而是自内而生的。“一个人若享真正的福气，或是人世间各式各样儿的福气，必须先有享福的德行，才能持盈保泰。在有福的人面前，一缸水会变成雪白的银子。在不该享福的人面前，一缸银子也会变成一缸清水。”[7]这种道教意味浓厚的人生观念在她以后人生的诸多选择中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后来与荪亚的结婚，对立夫的深爱，姚木兰都自始至终坚持以顺应自然的思想来引导自己的行为。不仅在情感的选择上如此，木兰在关键时刻表现出来的聪明和深明大义，从根本上说，也是道家影响下作出的抉择。无庸置疑，林语堂对木兰是偏爱的，他在赋予了她花木兰般坚韧性格的同时，还描述了她异于常人的天资。她是书中集天地精华于一身的神奇女子，这一点与道家对女性的偏爱不谋而合。道家尊崇女性的智慧和品格，在道教炼术之中亦有修炼“女丹”之法。最重要的一点是道教认为在修道过程中，女性乃是有独立意志、独立人格的重要角色。这与林语堂一开始便赋予木兰美好的品格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也正是在这一点的推动下，姚木兰秉持着道家的哲学展开了她的一生。在婚姻和爱情中，她遵从父母的选择，这是她的顺应天理。在得知立夫被捕后她激动地晕厥了过去，最后用智慧救出了身陷囹圄的立夫，这是她的顺应天理。荪亚让她蒙受了奇耻大辱，而她却敞开胸襟豁达面对，这也是她的顺应天理。木兰总是能在矛盾中找到平衡，抑或说，她只是在矛盾中选择了一方，选择了更为完善的“无为”方式，却达到了“无不为”的效果。这是木兰的超脱与豁达，也是她道家观念步入成熟的标志。
不可否认的是，木兰同时又是“儒家的媳妇”。在其父赋予她道家灵魂的同时，她母亲又教给她世俗的智慧。她虽然想顺应人性的自然，但又多是恪守儒家的家庭伦理，所以在她身上还是深深地打上了旧时代儒家女子的烙印。几千年的传统文化，早在她的心灵中投下了一层抹不掉的阴影，以致使她在那漫长的人生旅程中，每迈出一步，都显得沉重艰难。出嫁后，在崇尚礼法的曾家，她也被认为是四个媳妇中最贤德的一个。而且，她对世俗的一切都充满感情，儿子出生时的欣喜，哥哥暴卒时的震惊，女儿死时的以泪洗面，立夫被捕时的寝食难安，还有对抗战的关怀和对亲朋的挂念。木兰还崇拜林琴南，喜爱旧文学，服膺孔子的学说，然后又坦然接受儿子“国若不存，有家何用”的兼济天下的思想。可见，木兰同样也受到了儒家思想的浸润。
但是，虽然她崇尚道家的返璞归真，但她一生大部分时间都在城市过着衣着绫罗的生活；她憧憬超脱，但她没有离家去当隐士高人，更不能像庄子那样飘然物外。她深爱孔立夫，却又按传统礼俗与曾荪亚结婚，坦然接受命运的安排。她想顺应人性的自然，但又多是恪守儒家的家庭伦理。她有爱国之心，关心抗战的进展情况，但直至小说最后，也只是在逃难途中，把自己融入民众的潮流中，而没有做出更进一步的行动。木兰做事似乎总有一个看不见的尺度在约束着她，这个尺度就是林语堂最崇尚的“中庸”之道。在她的身上，既有道家的清净无为，又有儒教的积极进取，融会了林语堂对道、儒等多种文化思想的多重理解。而这多重思想像一颗颗珍珠，让林语堂用“中庸”之线完美地串在了木兰的身上。
除了能将儒、道思想融会贯通外，木兰也是个近情讲理之人。她不固执，不偏激；善变通，能宽容；说话做事，平和通达。面对爱情与婚姻的分离，她不过分沉溺于痛苦之中，而是将情感的重心转移到丈夫与婆家上，成为四个媳妇中最贤德的一个。面对丈夫的移情别恋，她没有大吵大闹、记恨在心，而是采取了大度而又新式的解决方法，把三者的关系处理得妥帖自如，成功化解了婚姻的危机。面对立夫的被捕入狱，她没有焦急得无计可施，而是找到当地的军阀，凭借智慧与勇气成功营救出立夫……近情讲理使木兰的思想人性化,刨去了行为的棱角，并使它们调和起来而走中道。正如林语堂所认为的，中庸者自会近情，近情就会走中道。
总之，林语堂塑造的木兰既有曼娘的美丽，又不像曼娘那样懦弱和逆来顺受；既有莫愁的聪慧，又不像莫愁那样过于沉稳；既有女性的柔媚，又有男性的果敢；既超凡脱俗，又不消极避世；既信守道义、贤良温柔，又不过于拘泥呆板、恪守俗礼……无论用什么标准来衡量，木兰都是完美的。难怪林语堂会说：“若为女儿身，必做木兰也。”
为了凸显木兰的“中庸”智慧，林语堂还塑造了其他的典型人物与木兰进行对比。曾文濮是一个封建官僚，是中国传统儒家仕子的典型代表。儒家的思想道德规范在他身上已是深入骨髓，同时也贯穿于他的每一个生活细节中。在母亲面前，他恭敬有礼，事事顺从母意，维护母亲的权威，尽力讨老人家欢心，这体现了他的“孝”。在对待妻儿上，他恪守“三纲五常”，竭力保持自己在家中的威严。但在林语堂的笔下，这位严肃的“儒家夫子”，却也有失态和不守儒教之处。正如小说描述的“所见的外在光景改变了，内心也改变了”[8]。这无意间与儒家一贯宣扬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相吻合。儒家追求圣人境界，但这对世俗之人毕竟很难达到，而儒家信徒就要装出圣人姿态以示对儒家的忠诚，这难免会出现做作之处。与此相反，姚思安想用道来寻求解脱，可最终还是回到了现实中。他云游四海归来，不仅没有解脱，而且还介入到家庭的风波和社会的动荡中。事实上，在一定的社会背景下，个人想要用主观力量做到自我解脱并不容易，最终还是不得不面对现实，面对人生。由此可见，道家思想面对战乱纷争的社会，并不能拯救人类。林语堂在小说中既不想放弃利用道教济民救世，也不愿回避真实社会。因此，两者之间的矛盾在所难免。在这种矛盾下，要想拯救世界，只有正视现实，另寻解惑之道。
那么，两者的前途又在何方呢？在《生活的艺术》文中，林语堂已经明确作出了解答：“如把道家哲学和儒家哲学的涵义，一个代表消极的人生观，一个代表积极的人生观，那么，我相信这两种哲学不仅中国人有之，而且也是人类天性所固有的东西。我们大家都是生来就一半道家主义，一半儒家主义”。[9]所以无论是彻底的道家，还是彻底的儒家，都不符合人类的天性。最好的人生哲学应该是介于儒、道“两个极端之间的那一种有条不紊的生活,酌乎其中的学说”[10]。林语堂就是这样，在接受中西方各种文化时抓住各种思想的基本精神，摒去其偏颇的因素，兼收并蓄，适当发挥，形成了自己既复杂而又和谐统一的“中庸”人生观。更为重要的是，他将自己的这种人生观与文化选择融入作品的创作之中，使作品呈现了一种异常的智慧，并使这种智慧获得了传承和弘扬。透过《京华烟云》中的姚木兰，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林语堂融自然审美与积极进取于一体的“中庸”哲学。
注释：
[1][2][3]林语堂：《吾国与吾民》，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43页，第41页，第99页。
[4][5]林语堂：《林语堂名著全集》第21卷，长春：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246页。
[6][7][8]林语堂：《京华烟云》，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35页，第36页，第436页。
[9][10]林语堂：《生活的艺术》，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23页，第125页。
《中庸》伦理思想探析 篇4
一、对人性本质的认识
《中庸》开篇便明确“天命之谓性”, 即人之性是自然而然的, 是人生而有之的自然特质。性是天命所赋予的, 没有天就没有性, 天没有善恶, 人自然没有善恶, 或者说善恶同时存在于人性之中, 处于一种潜在的状态。人性同时包含着善恶的种子, 善与恶是相互交融的。对于中庸的“中”字, 对于《中庸》的中字, 程颐解释到, “不偏之谓中”, 朱子解释到, “中者, 不偏不倚、无过无不及之名。”从这个角度来理解, 《中庸》对人性的看法并不全然否定人的天赋之性, 相反是持一种肯定的态度, 认为要做到“中”离不开人的天赋之性, 或未教化的一面。《中庸》所强调的是把这种原始性进行中和。《中庸》对人性的看法不同于孟子和荀子。孟子认为人性本善, 他在与告子的辩论中讲到:“人之性善也, 犹水之就下也。人无有不善, 水无有不下。”并认为人性有善之四端:“恻隐之心, 人皆有之;羞恶之心, 人皆有之;恭敬之心, 人皆有之;是非之心, 人皆有之。”由此四心, 分别发端出“仁、义、礼、智”。荀子认为, 人之性是好利多欲的, 凡是人都是“饥而欲食, 寒而欲暖, 劳而欲息, 好利而恶害, 是人之所生而有也, 是无待而然者也, 是禹、桀之所同也。”他还说:“人性之恶, 其善者伪也”。要克服这种天生的性恶, 就需要化性而起伪, 认为善是人为的, 要靠后天人的努力, 即用礼来约束自己才能达到善。可见, 《中庸》对人性的观点并没有像孟子和荀子那样去独断对人性进行定性, 但是也有其共同的观点, 那就是人性需要教化, 需要受到礼的约束。
《中庸》的人性论是对孔子人性论的继承和发展, 又和《礼记》对人性的看法基本一致。孔子说:“性相近也, 习相远也”。认为人性是相接近的, 是教化学习使人性相去甚远。孔子没说人性是善或恶, 他把人性看作一种自然的状态, 从而强调了学习“礼”, 接受教化的重要性, 进行去达到“仁”的境界。《礼记》又说:“人生而静, 天之性也。感于物而动, 性之欲也。”这里的“静”就是指一种自然的状态, 关键是感于物而动, “如何动”的问题。《中庸》提出:“喜怒哀乐之未发, 谓之中, 发而皆中节, 谓之和。中也者, 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 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 天地位焉, 万物育焉。”“喜怒哀乐”是人生而具有的特质, “喜怒哀乐之未发”很明显就是“人生而静”的表述。“感于物而动, , 性之欲也”指的就是“喜怒哀乐”会因外界事物的影响而表现出来, 这些都是人的天赋之性, 由于后天的教化程度而变得不同。“中节”就是对人的天赋之性的一种约束, 这种约束就是教化的结果, 就是一种道德标准, 这个标准就解决了“如何动”的问题。
二、对人性的改造
《中庸》把人性看作一种自然的状态, 这种自然状态对人来说是陌生的和恐怖的。因此, 人作为道德主体, 从内在发展的必要性上, 要去认识天命, 从而对人性有所把握。对人性的发展, 《中庸》强调了道德主体的重要性, 在此基础上去建立价值世界, 由内在投射出外在, 即“率性之谓道”。如何“率性”?这就要靠“道”。何谓“道”, 即中庸之道。孔子认为“不得中行而与之, 必也狂狷乎!狂者进取, , 狷者有所不为也”。孔子提倡中行, 反对狂狷。他还认为要真正做到“中庸之道”是非常难的, 他说“天下国家可均也, 爵禄可辞也, 白刃可蹈也, 中庸不可能也。”国家可以治理, 官爵俸禄都可以辞掉, 利刃都可以去踩, 中庸却很难做到。为什么会这个样子呢?子曰:“道之不行也, 我知之矣:知者过之, 愚者不及也。道之不明也, 我知之矣:贤者过之, , 不肖者不及也。人莫不饮食也, 鲜能知味也。”子思也认为:“道也者, 不可须臾离也;可离非道也。”也就是说, 要首先从思想上认识到中庸之道的重要性, 其次, 实现中庸之道是一个过程, 需要道德主体不断去反省自身, 不断建立巩固道德原则, 使自己的行为无限趋近于中庸之道。可见, 中庸是一种至德, 它统率着人的天赋之性, 坚守中庸之道, 人就是不断向善, 进而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是中国传统文化“内圣外王”的精典修养历程。
《中庸》强调道德主体的重要性, 认为应当发挥道德主体的能动性, 去建立自身的道德原则, 从而实现对人性的改造, 即知天、知性、尽性。正如牟宗三先生所说, “《中庸》的‘天命之谓性’是以逆觉以显性体之本。这里的“逆觉”靠的就是道德主体的能动性, 也就是中庸所谓的“率性”。
值得指出的是《中庸》所强调的“率性”, 是一种主体体验的进路, 与康德完全排斥感情性与经验性是不同的。康德的道德哲学是一种纯粹的, 完全清除了一切经验, 一切属于人学的东西, 他认为, “任何其他单纯以经验原则为依据的规范虽然有一定的普遍意义, 然而它既使有极小一部分甚至一个念头是出于经验的话也是一个实践原则, 永远不能称之为道德规律。”而《中庸》所谓“率性”是与经验和生命分不开的, 是通过主体对天命、生命的不断认知和体悟从而达到的中庸的境界。《中庸》:“君子之道, 造端乎夫妇;及其至也, 察乎天地。”这就是一种生命的体验。
三、对中庸之道的践行
孔子一再感叹中庸之道难以实现, 但并没有提出如何修养和践行中庸之道。子思则着重探讨了“如何践行中庸之道”这一重要问题, 并提出“修道之谓教”的思想。那么, “如何修道, 教化的关键是什么呢”?子思提出了“诚”的概念, 认为修道接受教化, 达到中庸之道的途径就是达到“诚”。“中庸”是至德, 而“诚”是达到“中庸”的手段;“中庸”是道德实践的范畴, “诚”是道德修养的范畴。那么什么是“诚”, 如何达到“诚”呢?
首先, 至诚无息。天道的生生不息是儒家通义, 子曰, “天何言哉。四时行焉, 百物生焉。天何言哉!《易传》, “天地之大德曰生。”“生生之谓易”。对天命的认识本身就是一个不断进行的过程。要做到“诚”就必须认识“天”, 《中庸》:“诚者, 天之道也;诚之者, 人之道也。诚者, 不勉而中, 不思而得, 从容中道, 圣人也。诚之者, 择善而固执之也。”诚者要实现天与人的沟通, 使天道与人道达成一致, 达到天人合一的境界。《中庸》讲到“至诚无息, 不息则久, 久则征, 征则悠远, 悠远则博厚, 博厚则高明。博厚, 所以载物也;……其为物不二, 则其生物不测”。这是就道体本身讲, 然后接下来:“天地之道, ……及其不测, 鼋鼍蛟龙鱼鳖生焉, 货财殖焉。”这是讲的是自然界。再下面:“诗云:维天之命, 於穆不已。盖曰天之所以为天也, 於乎不显?文王之德之纯, 盖曰文王之所以为文也, 纯亦不已。”讲的是人道与天道的一致。这一段构成严整的结构, 先就道体上讲至诚无息, 然后讲其在自然界显现出的生物不测, 最后讲文王仁德与道体的相通。使道体既具有自然意味, 又同时具有道德意味, 体现出二者之间的一体贯通。
其次, 至诚如神。《中庸》:“至诚之道, 可以前知。……祸福将至, 善, 必先知之, 不善, 必先知之。故至诚如神。”至诚是一种很高的境界, 要达到这种境界还需尽性。《中庸》:“唯天下至诚, 为能尽其性, 能尽其性, 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 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 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赞天地之化育, 则可以与天地参矣。”那么如何尽性呢?《中庸》强调:“博学之, 审问之, 慎思之, 明辨之, 笃行之。……人一能之, 己百之;人十能之, 己千之。”可见, 要尽人之性、尽物之性, 是要付出很多努力的。最后, 《中庸》强调要达到至诚不仅要成己而且要成物, “诚者, 非自成己而已也, 所以成物也。”蕴涵了人与自然和谐的思想。
再次, 实现中庸之道发乎微。《中庸》:“君子之道费而隐。夫妇之愚, 可以与知焉, 及其至也……虽圣人亦有所不能焉”。强调君子时时刻刻要以高水平的道德标准约束自己。《中庸》还讲到:“君子之道, 辟如行远, 必自迩;辟如登高, 必自卑。”要实现中庸之道, 一定不能急躁, 需从一点一滴做起。而在现实的具体生活中, 《中庸》提出了具体的要求:“君子素其位而行, 不愿乎其外。素宝贵, 行乎富贵;……反求诸其身。”并结合孔子慎独、忠恕之道和仁的思想进一步实现中庸之道。
《中庸》关于人性的认识是建立在对天命的认识之上的, 这和中国传统文化追求天人合一的思想是一致的。对天命和人性的认识是一种生命的体验, 而对中庸之道的践行是道德主体对建构起的价值世界的外射, 在些基础上又反过来丰富了对天命和人性的认识, 构成了一个天人互动的动态过程。
参考文献
[1]田永胜.中庸伦理思想新探[J].齐鲁学刊, 1998 (06) :79-84.
[2]崔秀军.《中庸》人性论研究[D].湘潭大学, 2011.
孔子中庸思想及其评述 篇5
摘要：孔子提出的执两用中、持中致和的中庸理念，数千年来构成了中华民族特有的民族心理和民族性格。孔子的中庸思想主张为人处事不偏不倚，无过无不及，在处理矛盾时善于执两用中，持中致和，追求中正、中和、稳定、和谐。关键词：孔子；中庸；现代误读；批判性地继承
一、孔子执两用中、持中致和的中庸思想基本阐析孔子的中庸思想是理性智慧和思辨哲学的集中体现,在孔子看来,中庸不仅是最高的道德范畴,而且是对事物本质与发展规律的认识以 及决策的态度和方法。
（一）、人与人--和而不同
在处理人与人群体关系方面，中庸要求和而不同。在《论语》中，有许多关于思想道德修养的言论，主要表现在无过无不及及和而不同两个方面。“未若贫而乐，富而好礼者也（”《论语·学而》），“君子矜而不争，群而不党”（《论语·卫灵公》），“子温而厉，威而不猛，恭而安”（《论语·述而》），用否定的“不争、不党、不猛”规定作为人们行为的极限或度，以保持社会统一体的稳定发展，其中包含着无过无不及的中庸思想。贫而乐、富而好礼、温而厉、恭而安，将矛盾双方的对立和差异相互融合、渗透，各以对方作为自己的补充，双方互相地加以限定或修正，这样使社会统一体呈现出一种完美的标准状态，其中包含着和而不同的中庸思想。李泽厚认为，君子和而不同与君子群而不党、君子周而不比意思相同，即保持个体的特殊性和独立性才有社会和人际的和谐。和的前提是承认、赞成、允许彼此有差异、有区别、有分歧，然后来调整、配置、处理到某种适当的地位、情况、结构中，于是各得其所，而后整体便有和谐与发展。在孔子看来，与人相处时，应遵循和而不同的原则，既能与人和睦相处，又能保持独立思想和不同的见解。和而不同不是取消不同，归于同一，而是在于尊重不同意见的人，与其相互切磋、相互支持、相互激励、共同完善，更不是表面迎合附和，背后搞阴谋分裂的同而不和。任何人要有良好的群体关系，就不能偏执于一端，一切言行举止均以适度为宜，否则就容易走入极端。过分的恭敬，会使人劳累；过分的谨慎，让人觉得畏缩；过分的勇敢，显得鲁莽；过分的直率，又显得尖刻，令人难以忍受。所以说和而不同的人际关系是通向真正的和谐之路。
（二）、人与自然--致中和
在人与自然关系方面，中庸要求致中和。中庸不仅指人与人之间的和谐，还包括人与自然的和谐。“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论语·子罕》）孔子从高山流水感叹岁月流逝，将其比喻为奔腾而去的流水，但他从湍急的流水中感到的是自然、社会、人的和谐一致而不是对立僵化，从中可以推测到孔子把自己融入自然，对自然的热爱之情。孔子还说：“知者乐水，仁者乐山。知者动，仁者静。知者乐，仁者寿。（”《论语·雍也》）他把人的道德品性与自然对象联系起来，把人和自然的和谐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他十分赞赏其弟子曾皙所勾画出的“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论语·先进》）的和平宁静的生活。可见，他向往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人要与自然和谐相处，首先要让自然能够和谐发展，也就是《礼记·中庸》中所讲的“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下位焉，万物育焉。”孔子关于维护人类社会健康发展和自然生态平衡的论述，为我们今天正确认识人与自然的关系，保护生态环境提供了有力的理论依据。当今社会，经济竞争的加剧使生态破坏和环境污染骤然变得异常严峻，气候变暖、臭氧层破坏、生物物种锐减、森林资源稀缺、淡水供应不足等生态环境问题，已经成为一个全球性的问题。人类不仅要承认人的价值和权利，而且要承认其它一切自然物的价值和权利；人类不应该凌驾于大自然之上，剥夺其它生物的需求和生存权利，而是应该在保持人与自然平等地位的基础上，实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互为依存。在中庸理念中，人与自然界之间的关系，就是相互依存、和谐统一的天人合一关系。
二、孔子中庸思想的现代误读及更正
在孔子的思想中,对后世影响最大的要数中庸思想了。然而现代社会中，孔子的中庸思想却屡遭非议和攻击。人们常将中庸看作无原则、和稀泥,将这种人贬称为和事佬、老好人。从而在哲学上将其判定为折衷主义和矛盾调和主义。这不能不说是对中庸思想的一种现代误读。那么，我们应该怎样认识孔子的中庸思想呢？一方面,孔子讲究度,反对过火行为,并不是主张取消一切斗争。孔子说:“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论语·卫灵公》）另一方面，孔子主张人际关系的和谐平衡，并不是和稀泥，更不是一种保守思想。从孔子的一生可以看出，孔子有着“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论语·公冶长》）的胸襟,也有着不舍昼夜的积极进取精神。更为可贵的是,孔子不但不搞折衷主义,反而十分痛恨搞折衷主义的人。孔子把那种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的人叫做乡愿。在孔子看来,把中庸庸俗化了,也就成了乡愿,失去了中庸执两用中的根本精神。孔子对这种人极其鄙视，在《论语·阳货》篇中,他说:“乡愿,德之贼也。”同时,我们可以从孔子与当权者的一些对话记录中看出,孔子在重大问题上是反对折衷和无原则的态度的。在《论语·颜渊》篇中,记载有“季康子问政于孔子”一事,季康子当时是鲁国最有权力的人。他对孔子很尊重,经常向孔子求教,而且从孔门弟子中选用人才,并在生活上关心孔子,曾送药给孔子。但孔子既不畏权贵,也不徇私情,将社会上窃贼增多的原因归于季康子的贪欲,认为民众中的无道行为来自为政者品德的影响。这种对当权者毫不留情地指责的勇气是十分可贵的。在《论语·雍也》篇中,孔子认为“人之生也直，罔之生也幸而免”。他反对以德报怨而主张以直报怨,以德报德。在《论语·宪问》篇中,他坚持道不同不相为谋。在《论语·子罕》篇中,他更是说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由此可见,孔子做人是很有骨气和风度的,这与没有是非的折衷主义和矛盾调和论者是有天渊之别的。
三、批判性地继承孔子的中庸思想
作为一种思维方法,中庸其实就是叩其两端。在孔子看来,这里的两端即矛盾的对立双方,即对立双方的统一、协调、均衡的交叉点。因此,儒家认为,要执中,就必须反对过和不及两种错误倾向。孔子的中庸思想是我国古代文化中的一份宝贵遗产,它有着丰富的内涵。批判性地继承其精髓,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必将大大丰富我国社会主义人文科学的内容,从而更有益于社会整体和谐进步,使之持续协调健康发展。但是,我们同时也应看到,孔子的中庸思想也存在消极因素。正如匡亚明先生在其《孔子评传》一书中写道:“孔子在政治上主张仁政德治,各安其分,各得其所,事取其中,希望在和平中改良,惧怕革命,因此在方法论上只强调矛盾的统一、调和,不谈矛盾的斗争、转化。这是他的学说的严重缺陷。”由于他把平衡的地位和作用过分夸大,以至达到否认、阻止矛盾转化的境地,因而窒息了自己的合理成分。其流弊所及,就是一切生活领域中的因循守旧、固步自封和阻碍变化现象的不时发生与普遍存在。因此,我们应该明白,在进行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的今天,过分强调中庸,就不利于实现这一伟业。我们应该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和方法来看待它,舍弃其糟粕而吸取它的精华。参考文献：
对孔子中庸思想的初探 篇6
“中庸之为德也, 甚至矣乎!民鲜久矣。” (《论语·雍也》) , 这是“中庸”最早的文献记录。在孔子看来, 中庸这种至高无上的道德已经在人民中消失很久了, 因而要做到中庸是一件难乎其难的事情。中庸的内涵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 执两用中。
《论语·先进》载有孔子与自贡的一段话, “自贡问:‘师与商也熟贤?’子曰:‘师也过, 商也不及。’曰:‘然则师愈与?’子曰:‘过犹不及’。”孔子认为, 颛孙师和卜商二人, 前者“过头”, 后者“不足”, 都不符合中庸的精神, 因此都不能肯定。“子曰:‘舜其大知也与!舜好问而好察迩言, 隐恶而扬善, 执其两端, 用其中于民, 其斯以为舜乎!”孔子称赞舜能够把握事物的两个极端用中庸之道去引导百姓, 这正是舜能够成圣的原因。拥有“大知”的圣贤待人处事不偏不倚, 不枉不纵, 无过不及, 而取其中。为了恪守中道, 就要反对两个极端, 做到“执其两端, 用其中于民”。
2. 和而不同。
在儒家哲学中, “和”往往被认为是理想社会的标准:“和也者, 天下之达道也”, “致中和, 天地位焉, 万物育焉。” (《礼记·中庸》) 在中国古人的观念中, 大到宇宙、自然界、小到人类社会甚至个体都是一个和谐的整体。《国语·郑语》记载, 周幽王时期的大夫史伯提出了“和而生物, 同则不继”的观点;孔子同时代的晏婴提出“和与同异, 否可相济”。孔子发展完善史伯以来关于“和”与“同”的思想, 提出“君子和而不同, 小人同而不和” (《论语·子路》) 、“君子周而不比, 小人比而不周” (《论语·为政》) 的思想。“和”, 和谐, 是指不同见解或事物的和谐与统一, 君子以道义为原则, 能够虚心听取别人的善言忠语, 热心纠正他人的错误意见, 重公尚义, 从而求得相互和谐统一。“同”是指无原则的认同, 小人以私利为诉求, 因此是时常与他人的思想观点相抵触, 也就无法达到和谐相处的境界。
3. 权变时中。
“君子中庸, 小人反中庸。君子之中庸也, 君子而时中。” (《中庸》) 中庸之道虽然是天下之达道与真理, 但它并非僵死不化, 君子能够时时省察中庸之理, 因时因地制宜, 做到随时而异, 适中不偏, 言行举止处处符合中道。“子曰:‘不得中行而与之, 必也狂狷乎!狂者进取, 狷者有所不为也。” (《论语·子路》) 在孔子看来, 现实生活中符合中庸之道十全十美的人甚少, 那就结交勇于进取和洁身自好的人, 因为我们同样可以在这两类人身上借鉴学习。孔子主张“天下有道则见, 无道则隐” (《论语·泰伯》) , 并赞扬宁武子“邦有道, 则知;邦无道, 则愚” (《论语·公冶长》) 。在国家政治混乱时就要清静自守, 保全自身免遭刑戮, 正所谓“龙蛇之蛰, 以存身也”。然后才能厚积薄发, 在有道之邦将自己的经天纬地之才施展出来。孟子称赞孔子已达到“可以仕则仕, 可以止则止, 可以久则久, 可以速则速” (《孟子·公孙丑上》) 的境界, 故为“圣之时者”。
二、因材施教的时中教育观
孔子的教育观、教学方法最令后人所称道, 主要包括:因材施教, 不愤不启、不悱不发, 学思并重等方面。这在当代仍然具有宝贵的借鉴意义和现实价值。其中因材施教充分体现了孔子中庸之道在教育中的运用。
所谓“时中”就是根据实际情况灵活多变地“执中”、“用中”, 因时、因地、因人、因事而求其适宜, 选择最适宜的处理方法, 而杜绝死板僵化、一成不变。孔子的因材施教包括两个方面的意义:一是注意把握教学对象的个性特点, 针对不同的情况提出不同的要求;二是注意教学深度要适合学生的智力水平和接受能力。
1. 因材施教的前提, 是深入了解把握学生的个性特点。
孔子特别注重观察学生, 他“听其言而观其行” (《论语·公冶长》) , “视其所以, 观其所由, 察其所安” (《论语·为政》) 。即考察学生的言谈举止, 所作所为, 观察学生的一贯作风和秉性习惯。因而对自己学生的性格为人、资质才艺、优点缺点都十分了解, 并用精练的语言概括出孔门弟子的性格特点。诸如“由也果” (仲由办事果断) , “赐也达” (端木赐豁达大度) , “求也艺” (冉求多才多艺) (《论语·雍也》) ;“师也过, 商也不及” (同上) 。孔子多次称赞弟子颜渊, “贤哉, 回也!一箪食, 一瓢饮, 在陋巷, 人不堪其忧, 回也不改其乐。贤哉, 回也!” (《论语·雍也》) , “好学, 不迁怒, 不贰过” (同上) , “其心三月不违仁” (同上) 。但又批评他太听话了, 这对老师学问增进, 却未必有益。他说:“回也非助我者也, 于我言无所不说 (悦) 。” (《论语·先进》) 弟子中孔子最欣赏子贡能言善辩, 口才好, 反应快。但子贡的缺点, 就是骄傲自满, 喜欢评头论足, 显得不够谦厚, 稍欠恕道。孔子经常教训他, 子贡方人。子曰:“赐也贤乎哉?夫我则不暇。“ (《论语·先进》) 子路的性格特点是直率, 孔子经常批评他为人处事过于鲁莽。子曰:“由也好勇过我, 无所取材。” (《论语·公冶长》) 但又很欣赏子路常常逆其意, 敢于批评老师, 而使自己经常反省自己的过失, 避免犯错。孔子说:“自吾得由, 恶言不闻于耳。” (《史记·仲尼弟子列传》) 正是因为孔子能够深刻的全方面把握了解学生, 因材施教, 扬长避短, 才使得具有不同特长的学生充分发挥自己的潜能。
教书育人就如同医生治病一样, 要对症下药, 因人施治, 孔子在他的教育实践中灵活应对, 因材施教。在《论语》中有不少生动的事例, 对于同一个问题, 面对不同的学生孔子有不同的教法, 例如《论语·颜渊》篇中有记载, 颜渊, 仲弓, 司马牛和樊迟都曾向孔子请教过“仁”的问题, 孔子却做出了四种不同的回答:
颜渊问仁。子曰:“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 天下归仁焉。为仁由己, 而由仁乎哉?······非礼勿视, 非礼勿听, 非礼勿言, 非礼勿动。”
仲弓问仁。子曰:“出门如见大宾, 使民如承大祭。己所不欲, 勿施于人。在邦无怨, 在家无怨。”
司马牛问仁。子曰:“仁者, 其言也讱。”
樊迟问仁。子曰:“爱人。”
颜渊是孔门第一大弟子, 天资聪明, 悟性很高, 因而孔子就用仁的最高标准来要求他, 即视、听、言、动 (一举一动) 都要严格遵守礼的规定;仲弓对人不够谦恭, 很少体谅别人, 孔子就教他忠恕之道, 让他学会将心比心推己及人;司马牛话多且脾气急躁, 于是孔子告诫他:做一个仁人要说话谨慎, 不要急于表态;樊迟的资质比较愚钝, 所以孔子对他只讲“仁”的最基本的概念, 即“爱人”。总之, 根据每个学生的基础和造诣不同, 孔子对同一个问题做出了四种深浅不同的回答, 既切合每个学生的思想实际, 又都符合仁的基本概念。孔子之所以能够做到这一点, 正是因为他对每个学生的性格特征、才能造诣都了如指掌。
在《论语·先进》中还有一个例子深刻说明了孔子时中的教育方法。子路问:“闻斯行诸?”子曰:“有父兄在, 如之何其闻斯行之?”冉有问:“闻斯行诸?”子曰:“闻斯行之。”公西华曰:“由也问‘闻斯行诸?’子曰‘有父兄在’;求也问‘闻斯行诸?’子曰‘闻斯行之!’赤也惑, 敢问。”子曰:“求也退, 故进之;由也兼人 (好胜) , 故退之。”两个弟子问道:听到以后就去实践它吗?孔子根据二人不同的性格特点做出了不同的回答。对此, 公西华感到疑惑不解, 孔子道出了其中的缘故:因为冉有性格懦弱, 遇事退缩, 所以鼓励他大胆去做;而子路性格急躁鲁莽, 好勇过人, 做事冒进, 所以对他要抑制、促退。孔子既反对冉有之优柔寡断、畏缩不前, 又不赞成子路的不假思索、性情急躁。这种有扬有抑、补偏救弊的教育, 是富有时中哲理的, 至今仍被视为极高明的教育方法。
2. 孔子还提倡启发式的教学方法。
他主张:“不愤不启, 不悱不发;举一隅不以三隅反, 则不复也。” (《论语·述而》) “愤悱”之义, 朱熹解释为:“愤者, 心求通而未得之意;悱者, 口欲言而未能之貌。”为什么一定要待学生愤悱之时才进行启发呢?程颐说:“不待愤悱而发, 则知之不能坚固;待其愤悱而后发, 则沛然矣。”运用启发式教学方法的目的是诱发学生的主动性和积极性, 引导他们主动思考, 促使他们融会贯通地掌握之时、运用知识, 提高他们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这种方法只有当学生处于愤悱的境界时运用, 才能达到目的, 且受到举一反三的教学效果。显而易见, 采用启发式教学方法, 同样需要把握好一个度, 掌握住火候才行。
3. 孔子还强调学与思的辩证关系, 提倡学思结合、学思并重的学习方法。
他说:“学而不思则罔, 思而不学则殆。”孔子认为学思并重, 首先应以学习为基础, 他说:“吾尝终日不食, 终夜不寝, 以思无益, 不如学也”。其次又强调必须在学习的基础上积极思考:“不曰如之何如之何者, 吾未之何也已矣”。形象地说明了学与思二者不可偏废, 否则将学无所成。
总之, 在孔子的教育思想中处处体现着中庸之道。他的教育思想。教学方法等有很高的价值, 是具有科学性的珍贵遗产。它不仅深刻地影响过我们历史上的教育, 并且至今都不失其借鉴意义。在我们当今的教学活动中, 同样应把握好一个度, 力求做到无过无不及。不及固然要不得, 而过度的教育同样不易于学生的健康成长, 反而造成伤害。现实生活中, 学校和老师为了追求升学率增加课时, 大搞题海战术, 使学生苦不堪言, 严重影响了学生的身体健康;再者由于家长望子成龙、望女成凤心切, 在孩子课业负担已经很重的情况下, 还继续加大“教育力度”, 占去了孩子唯一的课余时间, 报了大量的补习班、才艺班。使得孩子在巨大的压力下, 心理变扭曲, 出现了厌学、离家出去, 甚至仇视父母的恶劣后果。透过这些现象看本质, 教育教学应当力求“中庸”, 把握好“度”。倘若“不及”, 教育在某些方面会缺失;倘若“过”, 则会欲速则不达, 适得其反。
摘要：中庸是孔子学说中最基本的范畴, 是贯穿孔子思想体系的“一贯之道”, 也是孔子思想精华之所在。中庸是一种重要的思想方法, 其核心是认识事物、处理问题时要把握好“度”, 做到无过无不及。同时中庸思想还贯穿于孔子的教育理论和实践之中, 并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中庸思想与构建和谐生态环境 篇7
宋代黎立武在《中庸指归》中断言:“《中庸》者, 群经之统会枢要也。”中庸思想影响着中国的文化思维和人们的处世行为。关于“中”的涵义, 一般认为是不偏不倚, 无过无不及。东汉郑玄释《礼记中庸》篇名云:“名曰《中庸》者, 以其记中和之为用也。庸, 用也。”用, 就是实践。如果说“中”是世界观, 那么“庸”就是在把握了度——中这个世界观的核心之后, 所需要践行的方法论。
“中”是中, “庸”是用, “中庸”即是用中。因此中庸是不急不缓, 不骄不馁, 它不是折中调和的路线, 而是在不偏不倚中寻求恒常之道。它要求在现实中能够做到始终, 无过无不及, 始终合乎“中”的原则。“中庸”强调在天地的发展化育中以人为本的中庸之道——“执其两端, 用其中于民”。“中庸”重视万事万物中的多样性和包容性, 强调在矛盾的对立统一中遵循天地万物规律而生生不息, 在平衡、有序、适度、和谐中获得生命的延伸和文明的延续。
二、中庸之道所体现的环境和谐发展思想
(一) 作为改造对象的“天”
遵循自然规律, 顺应自然的发展, 这就要求我们在发展过程中要有科学的态度、科学的方法和科学的措施。俗话说毁树容易种树难, 生态平衡的建立是千百年来历史进化和自然选择的结果。
《中庸》开篇说:“天命之谓性, 率性之谓道, 修道之谓教。”这句话即包含着体用的道理、天人的思想。夫教修乎道, 道率于性, 性命于天, 可见道之大原出于天者矣。即遵循天理之本然。《中庸》指出:“上律天时, 下袭水土。”这是说要效法自然界的运动规律, 顺应沙土变化的机理, 也就是要人们遵循客观规律, 研究事物之结构、机理, 以便在和谐的良性循环中运动发展。环境保护, 任重道远。敬畏自然, 既不是敬而远之, 也不是不讲科学盲目前行。遵循自然规律, 顺应自然的发展, 这是我们推进环境环保科学化的前提, 必须始终坚持。
(二) 作为改造主体的“人”
中庸思想强调理想人格的修炼, 要求人们在待人处事、治国理政等社会实践中时时处处坚持适度原则, 把握分寸, 恰到好处, 不偏不倚, 无过无不及, 从而实现人格的完善、人与人的协调和整个社会的文明与和谐。
“执其两端, 用其于民”, 就是我们看问题做事情, 要坚持全面的观点, 达到“中和”的状态, 不能只从自然中掠夺资源, 还要懂得保护自然。“君子之中庸也, 君子而时中”, 时中就是指人要随着事物、环境、时间的变化而变化, 使之适应事物的发展, 而非一成不变静止地看问题。要坚持唯物辩证法的精神, “世异则事异, 事异则备变”, 我们构建和谐生态环境要充分运用“中庸之道”的思想。“喜、怒、哀、乐之未发, 谓之中。发而皆中节, 谓之和。中也者, 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 天下之达道也。”无情无欲称为中, 有情有欲但有所节制称为和。作为自然界中有思想、能思考的人类, 我们要有意识的节制自己的私欲, 不能为了满足自己的欲望而不加节制的向自然伸出双手。
(三) 天人合一理论
儒家思想认为, 人是大自然的一部分, 人类社会放在整个大生态环境中加以考虑, 强调人与自然环境息息相通。中庸之道追求天人合一、中正和谐的理想境界。“唯天下至诚, 为能尽其性。能尽其性, 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 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 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赞天地之化育, 则可以与天地参矣。” (《中庸》) 由真诚而能领悟自己的生长兴衰规律, 进而领悟人之生长兴衰规律, 进而领悟万物之生长兴衰规律, 进而领悟天道造化, 领悟天道造化则成大道。随着人类生产力的提高、文明的发展, 人类在改造自然的同时有意无意地破坏着自然, 而只有顺应自然规律, “赞天地之化育”才能够达到与自然共生共荣, 即“可以与天地参矣”的境界。中庸思想不是把天、地、人孤立起来考虑, 而是把三者放在一个大系统中作整体的把握, 强调天人的协调, 和谐, 即人与自然的协调、和谐。
“天人合一”的思想就是生物 (人) 与环境 (天) 相统一的思想。因此, “天人合一”的思想理念与可持续发展观是有着相一致的地方, 把“天人合一”的主要思想推广到保护自然环境的理论与实践中, 必然是具有可行性的。
三、中庸思想对构建和谐生态环境的启示意义
科学发展, 构建和谐, 就是要求我们在发展过程中要有“敬畏之心”。全面协调可持续, 就是要求我们要“尊重自然规律”, 不能杀鸡取卵, 只满足于眼前利益而忽视长远利益, 更不能以牺牲环境为代价, 要走与自然和谐的发展道路。还要学会统筹兼顾, 妥善处理人类群体与自然环境的关系。而中庸思想对于我们有着重要的指导性意义。
在牢固树立正确的价值观, 坚持中庸和谐发展的思想的同时要发挥主观能动性, 在实践活动中践行中庸“致中和”思想。正确处理人与自然的发展, 建立生态的和谐。中庸思想中的天人合一、中正平和, 对于指引我们形成正确的价值观, 走上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道路, 具有启迪意义, 对人与自然和谐相处, 都将产生深远影响。通过我们共同的努力构建“居善地, 心善渊, 与善仁, 言善信, 政善治, 事善能, 动善时”的和谐生态环境, 从而走向具有生态文化意义的“诗意的栖居”。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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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庸教育哲学思想 篇8
1 语义翻译和交际翻译的使用
不同的文本应当具有其不同的目的, 翻译应当将文本特定的目的作为最终目的, 而翻译手段也应当根据这些不同的目的进行改变。在《茶经》翻译的过程中, 由于翻译要求的不同, 翻译的目的也有着许多不同的种类。本文所探讨的更多的是与文化传播这一目的要求有关, 通过这一目的去探讨《茶经》翻译的过程中语义翻译与交际翻译这两种不同的翻译策略应当得到如何的运用。在英国著名翻译家彼得·纽马克的著作《翻译问题探索》中, 彼得第一次提出针对不同的文本进行翻译的“语义翻译”策略和“交际翻译”策略。这套理论继承了传统翻译方式直译与意译的优点, 同时也对其进行了发展, 对翻译学的发展有着极大的推动。语义翻译指的是在目标语的语义句法结构之上, 将原文本中的上下文的意义展现出来。而交际翻译则更多产生一种独特的效果, 让目标语读者能够产生与原文本读者相同的感受。二者对比之下, 我们可以看到语义翻译所展现的效果, 不仅能够保留原文本的特点, 也能够让其中的思想得以展现, 比较忠实于原著。但是此类翻译对于翻译工作者来说是比较困难的, 翻译者不仅需要了解本文的字面意义, 同时也需要研究其引申义。交际翻译能够让目标语读者有更加愉快的阅读体验, 但是会让原文中的一些效果消失。在《茶经》的翻译过程中, 这两种不同的翻译策略由于侧重点不同, 对于《茶经》的展现也都有所偏差, 因此二者相辅相成共同使用才是更加正确的选择。《茶经》是应用文体, 它更多的是将茶的器物文化与精神文化传递出去, 所以在翻译之时, 信息内容是必不可少的, 语言形式应当作为其补充而出现, 让原文与译文对等。同时《茶经》与一般的信息类文本不同, 其中更多的是将中国文化与茶文化相结合, 由于文化的差异, 翻译时如何将文化内涵体现出来成为关键问题。为了消除这种文化差异, 使用语义翻译将特殊的词汇加以解释, 也是必要手段。
2 中庸思想在茶经中的体现
2.1 修身养性思想的体现
中庸思想是儒家学说中的代表思想之一, 是孔子提出的一个伦理哲学, 在不同的历史时期, 中庸思想或被否认或被认同, 经过数千年的传承, 已经成为中华文化中的重要瑰宝。在《茶经》中蕴含着诸多儒家的哲学思想, 如何在翻译的过程中将这些思想展现给目标语的读者, 就要体现语义翻译与交际翻译的策略了。在儒家学说之中, 修身养性一直是其重要的主张, 在《礼记·大学》中, 著名儒家学者戴圣提出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思想, 其中修身齐家是基础, 只有达到了这一目标才能够完成治国平天下的远大理想。这一点则恰巧与茶经中所传达的精神有着极为相似之处。在传统文化里, 儒家思想在生活中的展现, 首先依靠的便是茶这一载体, 茶性与人性之间有着极为相似的共同点, 人在品茶泡茶的过程中能够修身养性, 茶性的温和也恰巧能够让人性得以舒缓, 冲淡人性的繁杂。比如在《茶经》中, 第一章“茶之源”中就有提到这一点, 其中描写道“精行俭德之人, 若热渴、凝闷、脑疼、目涩、四肢烦、百节不舒、聊四五啜, 与醒醐、甘露抗衡也。”在这一段话中, 作者传达了一种“精行俭德”的理念, 所谓“精行”, 说的是做人应当讲诚信, 说出的话应当一言九鼎, 做出的事情应当真诚, 而“俭德”则指的是应当为人谦逊, 不张扬。这段话说明了茶人应当追求的精神境界, 与中庸思想中的“淡而不厌、简而文、温而礼”的思想相同, 在饮茶的过程中茶品与人品相互呼应, 因此烹茶饮茶一直是古代文人雅士修身的重要途径之一。在翻译的过程中, 这段话适合采用交际翻译的方式, 将原文的句子打破并且重新整合, 使用英语中常用的句式, 让译文更加流畅。然而过度使用交际翻译则有可能对文化的传达出现偏差, 所以翻译过程中的每个词译者都应当仔细考虑。比如“精行俭德之人”就可以翻译成“people who are virtu-ous”, virtuous一词来源于古法语, 中文意思是指道德高尚的, 有德行的, 与中文中的“君子”有着相同点, 如此翻译能够让英语读者感受到更多的文化厚度。
2.2 和谐价值的体现
唐朝有茶人裴汶所著的《茶述》中曾经指出, 茶的功效就在于“其性精清, 其味浩洁, 其用涤烦, 其功致和”, 表明了茶的精神就在于“和”。后世也有诸多学者认为, 我国茶道的核心价值观就在于对“和”的体现。和, 便是合, 有和谐、也有协调的含义, 中国古代思想中多有注重天时地利人和的思想, 茶便能够将这种思想与生活联系在一起。通常的, 泡茶本身就是一个“和”的过程, 茶是茶叶与水的结合品, 茶是否能够与水合二为一, 是泡茶成功与否的关键, 在中庸思想中, “和为贵”也是其重要思想, 茶的精神也与之相同。陆羽在《茶经》中也将这种和谐价值观有所展现, 比如《茶经》第二章“茶之具”中就说道“江南梅雨时, 焚之以火”, 以及第六章“茶之饮”中写到“凡采茶, 在二月、三月、四月之间”。在诸多翻译中, 有的翻译者对此类语句进行翻译之时, 便适当的采用交际翻译的策略, 比如“梅雨”一词, 有的译本翻译成“rainy season”, 并用语句对其进行了阐释 (plums are ripening in the south of the Yangtze River) , 解释说明了月份的含义, 让原本模糊的事物明确的得到解释, 将这种融合在中华文化中的词汇, 明白的展现给读者。也有的译者在翻译“二月、三月、四月”时使用了“the second, third, and fourth months”进行翻译, 并对其加以说明, 阐释了中国文化中二十四节气的概念, 使英文读者能够联想到在不同的时节中, 气候是如何变化的。同时, 上述两句话也可以通过语义翻译的策略展现给目的语读者, 为读者解读茶事每年在什么时节进行的, 讲述茶生长的环境以及茶的习性。在上面的两段话中, 都展现出茶生长, 成熟与天气的关系, 以及人们种茶采茶与时节的契合, 这与中庸之道所讲述的“和”有着相同之处, 翻译工作者也应当通过语义翻译将这种思想传达出来, 让目的语读者得到精神领悟。
2.3 中庸基本原则“ 过犹不及”的体现
在《茶经》中, 第五章“茶之煮”中提到, “凡炙茶, 慎勿于风烬间炙。熛焰如钻, 使炎凉不均”以及“茶性简, 不宜广, 广则其味黯澹”, 这两句所讲述的都是烹茶过程中, 火候与茶水比例关系, 要把握好一个度才能将茶烹的更加完美。凡事讲求一个“度”, 过犹不及也正是儒家中庸思想的一个重要核心, 人在做事之时能够掌控住做事的分寸, 让事态的发展恰到好处。而烹茶也是这样一个把握分寸的过程, 这一点不论是烹炒茶叶时, 火候的掌握, 还是在冲泡茶水时, 水量的多少, 茶性之简, 使得其对火候与水的要求都是极高的, 过多过少都会影响茶水最终的口感, 想要将茶水最佳的口感展现出来, 就必须适量把握。这些文本内容在翻译的过程中, 为了能够将烹茶的过程展现的更加到位, 同时将思想进行传达, 交际翻译与语义翻译应当结合在一起, 比如使用“uneven”和“undue”这两个词来展现度的含义, 不仅能够表现烹茶时的情境, 同时也将中庸中的过犹不及思想表达出来, 让文章的字里行间都体现出中华文化。
3 结语
自汉代“罢黜百家, 独尊儒术”开始, 儒学便成为中国传统思想中最为重要的一环。虽然后世又有佛学思想, 道教思想等诞生, 但是传统文化中的茶道精神与儒学思想更为紧密, 处处都能够体现出儒家思想的中心。同时茶圣陆羽自小便生活在儒学思想的家庭中, 并且曾拜于儒学家邹夫子门下, 长期受到了儒家思想的熏陶, 并且提取了儒家中的精华思想, 将其与茶道结合在一起。因此, 作为儒家思想中重要的中庸理论, 便完完整整地体现在《茶经》这部著作中。通过上文的分析, 想要将《茶经》里的中庸思想完整的翻译成英文, 交际翻译策略与语义翻译策略是必不可少的, 然而这些翻译策略并不会单独拿出来使用, 他们通常是结合在一起的。东西方文化的差异, 导致汉语翻译成英文是, 许多有关于文化的部分无法得到确切的表达, 而为了能够更多地表达汉语文化, 翻译者通常会选择语义翻译, 然而这种翻译却容易让外文读者产生疑惑, 所以通过交际翻译的方式对其进行解读。将交际翻译与语义翻译灵活运用, 寻找到二者能够相辅相成的方向, 最终达到理想的翻译效果才是汉语经典翻译的理想手段。只用通过二者的结合, 才能够让翻译与原文本更加贴近, 同时也让读者对其理解。
摘要：《茶经》是我国茶文化的, 其不仅讲述了茶道的精髓, 同时也体现了儒家的中庸思想理论。对《茶经》进行翻译不仅有利于茶文化的传播, 同样也能够弘扬儒家思想。本文针对《茶经》的翻译策略进行分析, 通过对语义翻译以及交际翻译两种不同的翻译策略进行研究, 从而与读者共同探讨, 如何将《茶经》中所体现的中庸思想, 更加完整地在翻译中展现。
关键词：《茶经》,中庸思想,翻译策略,交际翻译,语义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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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西方经济学中的中庸思想 篇9
关键词：中庸,微观经济学,信贷配给
一、微观经济学中的中庸思想
1、理性人假设中的中庸思想
传统微观经济学理论认为, 经济学是研究稀缺资源, 通过市场在各种可供选择的用途间进行优化配置的学说, 它主要关注市场配置效率。为了解释厂商内部的低效率现象, 哈佛大学H.Leibenstein教授提出了著名的X效率理论。它的假设条件之一就是任何个人行为都具有双重性, 既包含理性因素, 又包含非理性因素。通常情况下, 个人只具有选择的理性, 人们只花一部分精力在做出充分决策所需的细节和计算上, 而把习俗、惯例、模仿等非理性因素作为影响决策的主要因素。就是说, 我们既不应该排斥理性因素, 但是也必须对非理性因素加以考虑, 这就是理性人假设中存在的中庸思想。
2、市场理论中的中庸思想
微观经济学按照市场竞争程度的不同, 把市场分为完全竞争市场、垄断竞争市场、寡头市场和垄断市场四种情形。完全竞争市场和垄断市场是两个极端, 完全竞争市场最富有经济效率, 但是, 现实生活中几乎找不到这样的市场结构;垄断市场被认为是经济效率最低的市场结构, 现实中纯粹的垄断市场由于受到各方面竞争因素的挑战而难以长期存在。也即是说, 现实中最为普遍的市场结构就是介于两个极端之间的垄断竞争与寡头垄断两种情形, 这在某种程度上恰恰反映了理论的极端情形向现实的中庸状态过渡的中庸思想。
二、宏观经济学中的中庸思想
1、信贷配给中的中庸思想
信贷配给 (credit rationing) 是信贷市场上广泛存在的一种典型现象。一般来讲, 银行 (贷款人) 的期望收益取决于贷款利率和借款人还款的概率两个方面。因此, 银行不仅关心利率水平, 而且关心贷款的风险。通常情况下, 银行不能观察到借款人的投资风险, 这时提高利率除了会产生直接的收益效应之外, 还将会产生间接的风险效应 (逆向选择行为——可能会使低风险的借款人退出信贷市场;或者, 道德风险行为——可能会使借款人选择更高风险的项目) , 从而使得银行放款的平均风险上升。
理想状态下, 银行既不会选择贷款利率为零, 也不会选择过高贷款利率, 而是选择相对适中的贷款利率, 因为, 利率提高的结果是可能降低而不是增加银行的预期收益。因此, 银行宁愿选择在相对较低的利率水平上拒绝一部分贷款要求, 也不愿意选择在高利率水平上满足所有借款人的申请, 于是, 信贷配给便出现了。
2、税收征管中的中庸思想
依照供给学派的观点, 税收收入并不一定与税率呈现同方向的变动。具体来说, 当税率等于0时, 税收收入显然等于0;当税率是100%时, 没有人会自愿地缴纳收入, 税收收入也会是0。可见, 随着税率的提高, 税收收入呈现先增加后减少的趋势。这就给我们政府制定税率时提供了较好的理论框架:税率既不能过高, 也不能过低, 过高和过低的情形都有可能导致最终获取的税收收入为零。这在某种程度上就反映出了一种中国传统的中庸思想。
3、人口增长中的中庸思想
西方经济学中, 马尔萨斯的人口理论影响较为深远。他提出两个重要公理、两个假定, 并由此引申出三个命题。第一, 人口增加, 必然为生活资料所限制;第二, 生活资料增加, 人口也必然增加;第三, 占优势的人口增加力, 为贫困和罪恶所抑制, 使人口和生活资料保持均衡。
在过去, 中国人具有“人多好办事”, “人多力量大”, “众人拾柴火焰高”之类偏好于人口数量大的传统。马寅初提出中国人口数量过多可能会带来很大问题, 提倡减少人口数量。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 人们越来越意识到人多也并非总是好事, 即人口数量也存在着中庸思想。人口过少, 则不能满足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必需的劳动力生产要素, 从而会束缚一国的经济发展;人口过多, 则会成为一国经济发展的障碍性因素, 同样会制约一国的经济发展。所以, 对于人口数量的合理定位也应该遵循中国传统的中庸思想。
4、自由放任与政府干预之间的中庸思想
完全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过于完美和理想, 现实经济生活当中存在着市场难以或根本就不能解决的诸多问题, 此时需要政府进行相应的宏观调控;但是, 政府的宏观调控要适度, 不能过度, 过于强调宏观调控的计划经济太过于死板, 往往会束缚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 不利于经济长远发展。市场能够解决的问题让市场去解决, 市场不能解决的问题 (诸如外部性、公共物品等) , 政府必须介入。既不要绝对自由的市场, 也不要完全干预的政府。过犹不及, 放弃两个极端情况, 这便是一种中国传统的中庸思想。
通过上述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中的部分经济问题分析, 我们可以得出如下结论:古典经济学并没有完全隔离于中国传统的中庸思想, 二者之间有一定的相通之处。也就是说, 在西方经济学中, 对一些经济问题给出的较好策略方案几乎都潜移默化地体现了中国传统的中庸思想, 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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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张维迎著:《博弈论与信息经济学》, 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6
中庸教育哲学思想 篇10
一、《中庸》的成书、作者与价值
《中庸》是《礼记》中的一篇, 全书33章, 共3545个字, 相传是孔子孙子孔伋即子思所著。宋儒将《中庸》和《论语》、《孟子》以及《礼记》中的另一篇《大学》合称为“四书”。作为儒家思想的重要典籍, 《中庸》涉及的内容非常广博, 涵盖天人物我, 贯通宇宙八荒, 其间蕴含着许多超越《中庸》作者所处时代的真理性认识对于今人同样有着重要的借鉴价值。
二、《中庸》的思想精髓
1.“中庸”的本意。
“中庸”一词最早是孔子提出的, “中庸之为德, 其至矣乎!” (《论语·雍也》) , 《中庸》稍加改动地引用了这句话, 变为:“中庸其至矣乎!” (《中庸》) “中庸”就是要求人们在处理各种社会问题的时候, 坚持适度原则, 把握分寸, 反对偏激, 不走极端, 做到恰到好处、无过无不及, 恰如其分地把握事物、协调矛盾, 从而实现各种社会关系的和谐。
2.《中庸》的精神旨归。
践行中庸之道绝非易事, 《中庸》中记载孔子曾有过两次对“中庸”之难以达到的感慨, “天下国家可均也, 爵禄可辞也, 白刃可蹈也, 中庸不可能也。” (《中庸》) 、“择乎中庸而不能期月守也” (《中庸》) 。此外, 在《论语.雍也》中孔子也说过“中庸之为德也, 其至矣乎!民鲜久矣”。这些足以说明“中庸”是个很难达到的境界, 即使孔子本人也很难做到, 那么我们就研讨一下“中庸”的精神旨归之所在。 (1) “中和”之境。“中庸”思想要求我们在立身处世中达到一种“中和”的境界。《中庸》对“中和”观念有这样的论述:“喜怒哀乐未发, 谓之中, 发而皆中节, 谓之和。中也者, 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 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 天地位焉, 万物育焉。” (《中庸》) 。其中指出“中”是天地万物的根本, “和”是天地万物所共同遵循的普遍规律。只有达到“中和”之境, 才能使天地万物各得其所、生生不息、蓬勃发展。 (2) “时中”之法。《中庸》讲“君子而时中” (《中庸》) , 所谓“时中”就是强调要把握好实行中庸的分寸和时机, 根据事物发展进程的不断变化, 进而采取灵活得体的应对措施, 防止矛盾的激化。同时, 协调与平衡人际关系中的各种障碍与摩擦, 是与时俱进、审时度势、随机应变的科学方法。
三、《中庸》思想对当今高校教学管理创新的指导意义
1. 执两用中, 公允适度。
“中庸”思想要求高校教学管理工作者通过“执其两端, 用其中” (《中庸》) , 而达到“中和”之境, 从而客观地看待问题, 公允地评价事物, 处理问题公正严明, 反对偏激, 不走极端。高校教学管理工作涉及一系列教育教学活动, 因而是一项千头万绪、繁冗沉重的脑力劳动, 需要协调教师、学生、教学管理人员之间的各种关系, 因而要求教学管理人员在立身处世、言谈举止中讲究分寸, 恰到好处, 无过无不及, 从而形成恪尽职守、处事周到、谦和恭顺的工作作风。“中庸”原则也要求我们在教学管理中把握好工作的度, 既不能墨守成规、抱残守缺, 也不能急功近利、欲速不达;既要避免求全责备、过分苛求, 也要避免明哲保身、调和折中;既要讲求管理的规范化、制度化, 又要尊重师生个体的合理化需求, 以人为本, 审时度势, 加强柔性管理。从而在高校教学管理工作的原则性和灵活性之间寻求最佳的工作平衡点。
2.“贵和”思想, 兼容并包。
“致中和, 天地位焉, 万物育焉。” (《中庸》) 的“贵和”思想是《中庸》的重要精神内核, 追求天下秩序和顺稳定的和谐思想一直是中华民族的终极价值追求。“贵和”思想作为炎黄子孙的重要人生信条对于中国社会长期稳定、健康发展起到了巨大的积极影响作用。“贵和”精神形成了中华民族海纳百川的胸襟与气魄。所以当代高校教学管理人员要以从容平和的心态为师生服务, 包容并尊重师生的职业诉求和个性发展, 从而建立健康和谐的校园人际关系, 提高在校师生的满意度和幸福感。
3. 通权达变, 圆融变通。
《中庸》的“君子而时中”观念, 强调根据实际工作情况的变化, 采取灵活的应对措施。在遵循原则性的前提下, 通权达变地处理问题, 做到圆融而不圆滑, 变通而不油滑。在高校教学管理活动中, 无论是学校教学管理制度的制定, 还是本科人才培养方案的修订, 乃至其他诸多具体的教学管理活动, 都要在把握形势的情况下, 进行灵活变通的掌控, 从而把握好实行中庸之道的判断力与应变力。
4. 慎独自省, 反求诸己。
《中庸》中出现了“慎独”这个概念, “君子慎其独也” (《中庸》) , 在《大学》中也有类似的提法“君子必慎其独也” (《大学》) 。“慎独”思想的提出是对儒家“吾日三省吾身” (《论语.学而》) , “躬自厚而薄责于人” (《论语.卫灵公》) , “见不贤而内自省也” (《论语.里仁》) 这种反求诸己思想的继承和发展, 旨在表达在无人监控和督促的状态下, 完全凭借自身高度的良知自觉性严于律己, 从而实现控制自我内心不良欲望的诉求。高校教学管理工作的本质就是为全校师生服务, 在日常的教学管理工作中必然会遇到种种难以协调, 无法解决的棘手问题, 因而教学管理人员要学会多从自身寻找问题和过失, 少去苛责别人, 不断提高自己的道德境界和自身修养, 加强自我约束和自我完善, 以儒家的“慎独”精神约束自己的言行, 从而推进高校教学管理工作不断增活力, 上水平。
5. 真知灼见, 可资借鉴。
《中庸》不仅为我们提供了一些可资借鉴的原则与理念, 也给我们指引了许多颇有价值的具体工作方法。“凡事豫则立, 不豫则废。” (《中庸》) 强调不论做任何事情都要有事先的计划和准备, 只有这样才能成功, 反之就会失败。在纷繁复杂的高校教学管理工作中, 教学管理人员想要想有条不紊、秩序井然、按部就班地开展管理工作, 未雨绸缪, 事先准备, 打好预案是必不可少的工作程序。尤其在各种科学研究项目、教学改革项目的申报工作中, 预先的准备和积累是成功的关键。因而需要从长计议, 提前做好预案, 机会和成功往往青睐有准备的人。《中庸》讲“君子之道, 譬如行远必自迩, 譬如登高必自卑。” (《中庸》) 意思就是说君子践行中庸之道, 就像走远路那样, 必定要从近处起步;如同登高峰一般, 必定要从低处开始。从而告诫广大教育工作者高等教育事业的成功要从我做起, 从当下起步, 从日常开始, 要脚踏实地, 不好高骛远, 积跬步以至千里, 积小流以成江海。《中庸》有言“力行近乎仁” (《中庸》) 、“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 (《中庸》) 都是在强调“行”的重要性。习近平总书记也郑重指出“空谈误国, 实干兴邦”, 因而在高校教学管理工作中, 教学管理人员要注重将自己掌握的各种知识和理论转化为教学管理工作实践, 切实为一线教育教学服务, 进而为推动高校本科教学质量的提升和高等教育内涵式的发展做出自己的贡献。
《中庸》蕴含的道德理想和精神旨归早已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价值观念, “中庸”思想所包蕴的人生哲理已经成为华夏文明独具特色的民族性格和薪火相传的文化基因。“中庸”之道的精神内核本身就是一种立身之理、处世之法、做人之道, 在“中庸”思想的烛照之下, 通过对《中庸》真谛的不断涵泳与践行, 广大高校教学管理工作者必将品鉴出中庸之道的要义精髓和价值归宿, 从而促进高校教学管理创新工作水平的不断提升, 推动高等教育事业快速、健康、稳步发展。
摘要：“中庸”思想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 对整个中华民族思维模式、行为方式的养成具有重要的影响意义, 本文试图从“执其两端, 用其中”、“贵和”思想、“时中”观念、“慎独”精神等诸多方面, 剖析出“中庸”思想对当今高校教学管理创新工作的重要指导意义。
关键词：《中庸》思想,高校,教学管理创新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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