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存时间(精选七篇)
生存时间 篇1
由于肺癌发病率的增加, 肺癌患者生存期的延长, 以及现代诊断水平的提高, 肺癌肝转移发生率也不断上升, 有报道肺癌肝转移发生率达43.5%, 本文就100例肺癌转移进行临床分析。
1 临床资料
1.1 病例来源
齐齐哈尔市第一医院2003年11月至2008年12月间所收治近400例肺癌患者中选出肝转移100例, 所有患者均有病理诊断, 肝转移依据临床、生化检查、同位素检查, CT证实, 部分随访年龄25~71岁, 平均66.5岁, 男性72例 (72%) , 女性28例 (28%) , 男女之比2.6∶1。
1.2 肺癌病理分型、发病部位与肝转移关系见表1。
1.3 确诊肺癌后出现肝转移时间
100例患者有25例肺癌与肝转移同时确诊, 9例为肝转移首先确诊, 2周内查出原发灶肺癌。余66例在肺癌确诊后1~48个月出现肝转移, 其中1~9月内出现肝转移45例 (45%) 。
1.4 肺癌原发灶治疗与转移关系, 见表2。
1.5 肺癌肝转移确诊后, 患者存活时间:100例分别在确诊后1~20个月死亡, 平均生存6.8个月。
2 讨论
肝转移是肺癌血行转移最多见部位, 居第1位, 居肝转移癌的第3位, 出现肺癌肝转移后, 病情进展迅速, 多在7个月内死亡。
2.1 肺癌肝转移发病率
文献报道, 肺癌肝转移发病率43.5%, 尸检肝转移更高, 病理分型, 本文中小细胞未分化癌最多见 (原发灶部位观察, 中心型较周围型肺癌肝转移发生率高) 。本组中小细胞未分化癌:49例, 居第1位, 其次为腺癌和鳞癌, 中心型多于周围型, 右肺多于左肺, 男性多于女性。
2.2 肝转移出现时间
肝转移大多数在肺癌确诊12个月内, 本组6个月内出现肝转移39例 (39%) , 8个月内出现肝转移76例 (76%) 。12个月内出现肝转移25例 (25%) , 小细胞未分化癌发生肝转移时间早, 原发灶的综合治疗后肝转移出现时间延迟。
2.3 肝转移与生存时间
肺癌肝转移后, 进展迅速, 治疗效果不佳, 多在7个月内死亡, 本组7个月内死亡52例 (52%) , 100例平均生存8.5个月。
2.4 治疗
生存时间 篇2
现象学视阈的时间--海德格尔对生存时间的诠释
时间问题是一个重要的哲学问题,时间与世界和人同在.然而在传统物理时间现中,时间只是作为一个计量之数,和空间、运动联系密切,而时间的优先地位和本源意义却被遮蔽了.海德格尔对物理时间观进行了批判,揭示了时间和时间性问题,以全新的视角透视了时间,突出了时间的生存论意义,在现象学的.视阈内,时间进入澄明之境.
作 者:敬海新 作者单位:哈尔滨师范大学,政法经济管理学院,黑龙江,哈尔滨,150080 刊 名:佳木斯大学社会科学学报 英文刊名:JOURNAL OF SOCIAL SCIENCE OF JIAMUSI UNIVERSITY 年,卷(期): 21(6) 分类号:B516.54 关键词:现象学 物理时间 生存时间 时间 时间性生存时间 篇3
许多毒蛇的毒液中含有大分子,它们会先进入淋巴系统而后才进入血液循环系统。而此前已有研究发现,一氧化氮具有调整血压和大脑活动的功能,能降低急性中风患者血压并减缓淋巴系统内淋巴液的流动速度。
澳大利亚纽卡斯尔大学的研究人员德克•范哈德和他的同事将两者联系了起来,认为这或许可以制造出一种治疗蛇伤的新药。他们的假设是,一氧化氮在身体局部进行释放后会减缓淋巴循环,相应地也会延缓进入淋巴系统的毒素的发作时间。
为了验证这一设想,研究人员用无害的类蛇毒类药物在15名志愿者身上进行了实验,并测量了这些药物达到腹股沟淋巴结的时间。结果发现,在使用一氧化氮药物的情况下,实验药物在人体中的传播时间从13分钟增加到了54分钟,慢了4倍之多。
而后在使用真正的蛇毒对小鼠所进行的实验中,研究人员对用药与未用药小鼠的存活时间进行了对比,结果发现使用一氧化氮药物的小鼠的存活时间要比未使用的长50%。
研究人員称,实验证实这是一种新的有效的蛇伤急救方法,对躯干或头部咬伤的治疗同样有效。目前,在对毒蛇咬伤的治疗上,最常用的方法是将患者固定,并限制血液流动,在此期间尽快送医以获得抗毒血清治疗。但是在寻找相应解毒药物上往往会耗费过多的时间,新型一氧化氮药物将能为伤者赢得额外的抢救时间。
据了解,目前每年全球有大约10万人因被毒蛇咬伤而死亡,另外还有40万人因为同样的原因被迫截肢。
生存时间 篇4
一、休闲式生存对生理式生存的提升
如马克思、恩格斯所言:人们为了能创造历史, 必须能够生活。但为了生活, “首先就需要吃喝住穿, 以及其他一些东西”[2]。即满足基本生理需要的生理式生存是人类生活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 是保证人的肉体存在和身心健康的基础, 是人类其他生活的前提性的部分。它根源于人的内在生理和心理需要, 所花费的时间在人类生命总体生命时间中大约占到1/3。因此, 可以这样说, 生理式生存是人类基本生存状态的前提。
人类的生理式生存不仅区别于动物的适应性被动存在, 而且在获取谋生性的劳动式生存之后, 有必要为实现更高级的休闲式生存目标而继续迈进。“人不仅为生存而斗争, 而且为享受, 为增加自己的享受而斗争……为取得高级的享受而放弃低级的享受。”人类的生产在一定的阶段上会达到这样的高度:即“能够不仅生产生活必需品, 而且生产奢侈品, 即使最初只是为少数人生产。”[3]这样, 生存斗争就变成为享受而斗争。在这里, 马克思、恩格斯所指的人类为“生存”而斗争, 就是人的生理式生存;而为“享受”和“发展”而斗争, 就是人的休闲式生存。作为人的一种生活方式, 休闲式生存对人们社会生活方式的变迁起着重要的价值导向作用。休闲式生存能提高人的生存质量, 提升人的生存境界。在日常生活中, 通过一个人的行为模式、生活内容, 以及行动风格和习惯等, 人们就可以获悉他的人生理想和生命价值。休闲式生存不仅是“成为人”的手段和途径, 也对他人、社会和自然界产生重大影响。就对社会的影响而言, 当休闲式生存使人的享受和发展成为日常生活的主题后, 必将对生产方式的变革产生颠覆性的影响, 生产方式的休闲化也便历史地使生产劳动成为人的享受和发展本身。
二、休闲式生存对劳动式生存的真正实现
毋庸讳言, 劳动创造了物质财富, 创造人类享受生活的物质基础, 满足了人们基本的物质生存需要;没有劳动人类生活就将成为无源之水, 无本之木。而休闲则是一种从外在必然解脱出来的一种相对自由的实践活动, “是属于比‘劳动的生活’更高层次的生活”[4]。所以, 人的生存应该是高层次的精神享受与低层次的物质满足的有机统一, 而不是它们两者之间的对立与割裂。
一方面, 作为谋生手段的劳动式生存是人类生存、发展的基本物质基础和前提条件。劳动是人类最基本、须臾不可脱离的活动。马克思所发现的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 就是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 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更高级的活动。“任何一个民族, 如果停止劳动, 不用说一年, 就是几个星期, 也要灭亡。”[5]人类在劳动中创造自己、创造着自己的丰富性。只有劳动使人告别愚昧和无知, 走向文明和自由, 推动人类社会不断由低级向高级发展, 并最终实现了人类的自身解放。由此, 劳动赋予了“人的存在”以双重含义:对个体的人来说, 劳动是满足人的生理性生存的需要;对人的类本质而言, 劳动展现着人类战胜自然的主体力量。也就是说, 劳动对人的意义就是通过激发人的主体性力量, 解决谋生的手段之余, 是人的本质的最基本方式体现。
另一方面, 休闲式生存是对自由自觉的劳动式生存的实现。从时间角度分析, 休闲就是不用于劳动的闲暇时间, 即是在“生存问题解决以后的剩余时间”[6]。休闲并不排斥劳动, 相反, 劳动是创造娱乐的条件之一。“休闲并非游手好闲, 它不取消劳动, 而必须以劳动为前提。”[7]马克思指出, 真正的自由王国只有建立在必然王国的基础上, 才能繁荣起来。“工作日的缩短是根本条件。”[8]这就是说, 谋生性的劳动式生存是人的生存的基础, 乐生性的休闲式生存, 工作日的缩短, 离不开这个物质基础。那么, 未来的真正的劳动应该既是对劳动者自己的肯定, 同时, 劳动也是对他人和社会的肯定。劳动是自由的生命表现, 因此是生活的乐趣。“我的劳动是自由的生命表现, 因此是生活的乐趣。……我在劳动中肯定了自己的个人生命, 从而也就肯定了我的个性的特点。劳动是我真正的、活动的财产。”[9]此时, 这种自由自觉的劳动, 便与休闲彻底融为一体。也可以这样说, 休闲式生存通过对劳动的提升和超越, 使劳动的休闲化成为扬弃异化劳动的现实手段和关键环节, 也使劳动在原本的意义上成为真正的人的生存方式。
三、休闲式生存是人类追求的最高目标
生存方式作为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产物, 要受到社会历史条件如经济、政治、文化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和制约。“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10]生活方式的变迁, 是从物质生活到社会生活、政治生活进而精神生活演变过程。休闲式生存是“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方面的生活, 这是比劳动状态更高级的人类生存状态。它是在经济社会有了一定的发展, “在基本生活需要得以满足后产生的新需要的范畴”[11], 也是人类社会生产的真正目的所在, 是个人实现自我生存、自我享受并最终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方式。“闲之成为‘自由时间’, 成为‘由自己自由支配的时间’, 在于人能借此真正证实他作为人的存在, 真正自由自觉地发展自己。”[12]这是马克思对休闲的质的的规定, 是指导人们追求休闲式生存的永恒目标。
今天, 休闲这种新的生活方式, 将指引我们“返回到健康康、平衡的天性上来, 返回到一种自然而和谐的状态上来。在在这种状态中, 每个人都会真正地成为自我, 并因此而使生活活富有意义。”[13]由于休闲式生存以保证个人获得高质量生存存和幸福、促进社会和谐发展为目的, 蕴含着丰富的文化内涵涵, 是一种生态、科学、文明的生存方式。所以, 不久的将来, 休休闲式生存必将越来越成为决定人生幸福的核心因素。
四、结语
生存时间 篇5
试析生存论分析的“前提的整体”-《存在与时间》学习札记
生存论分析的障碍之一,是缺乏“前提的整体”,本文着重揭示《存在与时间》先行具有“前提的整体”的步骤:通常的存在之领悟不等于一般存在的意义,前提的`整体不等于课题的整体,平均日常状态不等于本真状态。
作 者:王焱 作者单位:许昌师范专科学校中文系,河南 许昌 461000 刊 名:河南社会科学 PKU英文刊名:HENAN SOCIAL SCIENCES 年,卷(期): 10(1) 分类号:B08 关键词:前提 课题 本真生存时间 篇6
近年来由于大力提倡“以人为本”的可持续发展理念,行人过街问题研究越来越得到重视[1,2,3,4,5,6]。
但研究多集中在行人过街行为实施后的交通特性,包括延误、步速等方面,对行人何时采取过街行为,即行人过街最大等待时间的研究较少。当路段或交叉口没有行人信号灯控制时,行人利用机动车流间隙时间过街。当行人等待过街时间超过最大容忍时间就会强行过街,出现人车混行的混乱状态,具有很大的交通安全隐患。因此行人过街最大等待时间这一参数是判断是否采取行人信号控制以及确定行人红灯相位最大时长的主要依据,对优化行人过街交通组织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最近,Tiwari等[7]应用生存分析法对印度部分城市信控交叉口行人闯红灯与行人延误的关系进行了研究。Keegan和Mahony[8]研究了倒数计秒式行人信号灯对行人过街行为的影响。
生存分析模型简介
狭义的生存时间是指生命体从出生到死亡所经历的时间跨度。疾病统计研究中,生存时间也可指患某病的病人从发病到死亡所经历的时间跨度。广义的生存时间是指某事件从起始到终止所经历的时间跨度。生存分析法是通过处理“生存时间”和“影响生存的危险因素”的数据,研究事件维持一定生存概率的方法。一般来说,生存分析法的理论模型中通常涉及3个函数,分别是生存率函数、概率密度函数和危险概率函数,这3个函数在数学上是等价的,只要得出其中一个,就可以推导出另外2个。生存分析法是以截断数据为研究对象的,截断数据是指调查到的变量数据大于或小于某个数值,但不知道该变量的确切值。例如某台电视机已经工作了1 000 h还没有出现过问题,但不知道这台电视机到底可以正常工作多长时间[9]。在不知道生存时间服从何种分布的情况下,适用于采用生存分析法确定生存时间与各危险因素间的定量关系。生存分析法最初在医学领域被提出,用于理解、预测种群的死亡率。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统计学家对工业产品可靠性问题的广泛研究,促使寿命数据分析在理论、方法和应用方面得到了迅速发展。之后被广泛应用于通信、股票、网络产品、再就业等领域研究[10,11,12,13,14]。
在生存分析法中,生存函数记作s(t),表示为
概率密度函数记为f(t),表示为
相应的累积分布函数记为
危险概率函数用h(t)表示,计算公式为:
通常采用比例风险模型确定危险率和影响因素的回归方程。危险率h(x,β,h0)依赖于“危险因素”x、待定回归系数β和基准危险率h0(t),其表达式如下:
式中:Φ为x和β之间存在的函数关系,符合指数函数形式;h0(t)为随时间变化的基准危险率函数。
2 行人过街等待时间的生存分析模型
本文将行人过街等待过程视为1个生存过程,从开始等待过街到采取过街行为所经历的时间跨度称为生存时间。调查得到的行人过街等待时间是截断数据。采用生成分析法研究行人过街等待时间的优势是在不知道行人过街等待时间服从何种分布的情况下,可以确定行人等待时间与各影响因素间的定量关系。生存分析模型是动态模型,可以预测任意时刻行人过街等待时间的生存率。对于分析行人过街等待时间,生存率表示某等待时间的存在概率,生存率越大表示该等待时间的存在概率越大。危险率是与生存率相对的1个指标。假设对于所有行人交通环境是一样的,如流量、道路条件、车型等,影响过街等待时间的因素仅为过街行人的年龄因素和性别因素。
以长沙市某路段作为研究对象,“生存时间”(行人过街等待时间)利用秒表调查获得。根据性别、年龄等因素调查的行人过街等待时间数据如表1所列。根据年龄将行人分为4组:老年(55岁以上)、中年(40~55岁)、青年(18~40岁)、少年(18岁以下)。
s
2.1利用比例风险模型对影响过街等待时间的因素进行分析
采用向后消去法对变量进行筛选,利用沃德检验确定变量是否从回归方程中消去。使用向后消去法的优点是可以避免漏掉潜在的有价值的变量。沃德检验的输出结果如表2所列。经过2步筛选之后,进入回归方程的变量是年龄变量。这表明年龄和性别2个影响因素相比较,年龄因素是主要影响变量。回归系数为0.038,因此回归方程是h(x,h0)=h0(t)exp(0.038x)。
2.2采用寿命表法计算生存率和危险率,并绘制相应的变化曲线
从图1和图3可以看出行人在过街等待过程中,随着等待时间的增加,行人等待时间的生存率逐渐减小,在40~50 s区间行人过街等待时间的生存率接近零,这表明超过50 s的行人等待时间存在的概率很小。但是由于各个年龄层次之间的差异,行人过街最大等待时间还是有一定的区别,从图1可以看出中年人和少年人的最大等待时间在40 s时的生存率趋近于零,老年人的最大等待时间的生存率在45 s时趋近于零,青年人的最大等待时间的生存率在50 s时趋近于零。由图2和图4可以看出危险率随着等待时间的增加而增大,在等待时间为40~50 s范围,危险率急剧增加,大约是起初时的5倍,这与生存率曲线描述的现象是一致的。
结论
本文采用生存分析法研究了行人过街等待过程,利用比例风险模型分析了年龄、性别因素对过街等待时间的影响程度,建立了回归方程。利用生命表法计算了生存率和危险率,并绘制了相应的变化曲线。从这些变化曲线得出了行人过街最大等待时间在40~50 s范围的结论。
摘要:采用生存分析法对行人过街等待过程进行建模,针对长沙市某路段行人过街等待时间调查数据,计算了老年人、中年人、青年人、少年人4组人群的过街等待时间生存曲线,以及不考虑年龄影响因素的整个人群的过街等待时间生存曲线,针对所研究路段得出了行人过街最大等待时间为4050 s的结论。
生存时间 篇7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2011年7月—2015年6月中日友好医院肝胆外科手术治疗的胆囊癌患者57例,其中男20例,女37例;平均年龄(63.5±9.3)岁。纳入标准:(1)施行胆囊癌根治术及扩大根治术患者;(2)术后病理诊断明确的。排除标准:(1)因手术相对或绝对禁忌证而未施行手术的;(2)临床诊断为胆囊癌,缺少病理诊断的;(3)有病理诊断但为活检组织病理如肝脏穿刺病理的;(4)经过手术病理和免疫组化证实为类癌、肉瘤和其他器官来源肿瘤的。
1.2 临床表现
右上腹痛或不适29例(50.88%),黄疸11例(19.30%),合并胆囊结石33例(57.89%)。术前未诊断胆囊癌(或叫意外胆囊癌)的有11例(19.30%),其中外院单纯胆囊切除术后经我科行二次胆囊癌根治术4例(7.02%)。
1.3 胆囊癌分期和术式
1.3.1 胆囊癌分期
所有患者经术后病理确认分期情况,仔细分析胆囊黏膜浸润深度,检查肝十二指肠韧带、胆总管旁、肝动脉旁淋巴结,以及胰头后方、腹腔干周围淋巴结,病理报告真实可靠。按UICC-TNM(第七版)分期,Ⅰ期1例,Ⅱ期9例,Ⅲ期28例(Ⅲa期16例,Ⅲb期12例),Ⅳ期19例(Ⅳa期7例,Ⅳb期12例)。
1.3.2 术式
行单纯胆囊切除术8例(14.04%),胆囊癌标准根治术(即胆囊加肝楔形切除加淋巴结清扫)的23例(40.35%),扩大胆囊癌根治术26例(45.61%)。详见表1。
1.4 方法
随访胆囊癌患者术后生存情况,随访起点为手术日(确诊),随访终点为死亡日或随访截止时间(2015年12月31日),观察结局事件即为死亡情况。随访每3个月1次,均使用电话回访,本组观察病例数较少观察时间较短,样本随访率100%。所有观察到结局事件的病例直接进入数据分析,随访截止依然存活的病例作为截尾数据处理。
1.5 统计学方法
采用SPSS 18.0软件进行数据分析,计量资料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计数资料采用χ2检验。单因素分析采用Kaplan-Meire法进行生存统计分析,生存率比较采用Log-rank检验。预后以年生存率(1年/2年/3年)来衡量,比较符合胆囊癌患者预后的特点。随访终点尚且存活未观察到死亡结局的患者,因无法预知患者将来生存与否和生存时间,为截尾数据(censored data)。以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胆囊癌术后总体生存率生存分析
患者生存期为(13.0±2.4)个月,术后1年总生存率为53.70%(SE=0.071),2年生存率为42.59%(SE=0.074),3年生存率为40.74%(SE=0.072)。
2.2 不同分期患者术后生存率比较
由于Ⅰ期患者仅有1例入组,不计算生存率;9例Ⅱ期患者中,2例存活未超过2年,1年生存率为100%(SE=0.152),3年生存率为77.78%(SE=0.213);28例Ⅲ期患者中,25例数据完整,可用于统计分析,其中出现15例随访死亡病例,1年生存率为56%(SE=0.102),3年生存率为35%(SE=0.116);19例Ⅳ期患者中,出现16例随访死亡病例,1年生存率为16.80%(SE=0.081),3年生存率为0。
使用K-M法比较不同分期患者术后的生存率(如图1所示),log-rank检验结果显示,不同分期患者的生存率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df=3)=16.14,P<0.05〕。
2.3 不同术式患者术后生存率比较
由于行扩大术式病例主要分期在Ⅲ~Ⅳ期,仅选取Ⅲ期及Ⅳ期的标准胆囊癌根治组和胆囊癌扩大根治组病例进行生存时间比较,详见表2。
2.4 胆囊癌Ⅲ期不同术式生存率比较
行标准根治术的患者1年生存率为63.63%(SE=0.154),3年生存率为9.09%(SE=0.269);行扩大根治术的患者1年生存率为50.00%(SE=0.136),3年生存率为50.00%(SE=0.136)。Logrank检验显示,行两种术式的患者生存率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χ2=0.002,P>0.05,见图2)。
2.5 胆囊癌Ⅳ期期不同术式生存率比较
行标准根治术的患者1年生存率为37.50%(SE=0.179),3年生存率为0;行扩大根治术的患者1年生存率为18.18%(SE=0.087),3年生存率为0。Log-rank检验显示,行两种术式的患者生存率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χ2=0.52,P>0.05,见图3)。
3 讨论
本研究纳入胆囊癌Ⅲ期患者28例,Ⅳ期患者19例,共占82.46%,表明我院患者绝大部分属于中晚期胆囊癌,结果显示,患者术为后1年生存率为53.70%,3年生存率为40.74%。该结果接近国内外文献报道[4,5]。有研究显示,Ⅰ期胆囊癌5年生存率为80%~100%,Ⅱ期5年生存率为60%~70%。Ⅳ期5年生存率一般均低于5%[4,5,6]。本研究也发现,不同分期的胆囊癌患者术后生存率差异明显,且随着分期进展,生存率明显下降,Ⅱ期与Ⅲ期、Ⅲ期与Ⅳ期间的差异尤其显著。
胆囊癌早期诊断困难,整体预后极差,如何提高胆囊癌患者的近期和远期生存率依然是困扰肝胆科和肿瘤科医师的巨大难题。目前国内外学者认为手术根治切除是唯一可治愈胆囊癌的方法。胆囊癌的扩散途径包括直接侵犯、淋巴转移、静脉转移和神经转移等[3]。其中淋巴结转移已经得到临床病理研究和基础研究的证实,经过胆囊三角区和网膜孔淋巴结汇入肝十二指肠韧带,再经胆总管下段胰头后方,进入肠系膜上动脉和腹主动脉旁淋巴结。胆囊癌还可直接侵犯肝脏、肝外胆管、结肠以及十二指肠。近年来,随着手术技术的进步,侵犯肝外胆管或肝门部胆管、胆总管下段、胰头或横结肠或整个右半肝的胆囊癌能够有条件施行扩大根治术,以改善患者术后长期生存率。根治性手术切除的前提是了解胆囊癌的病理生理特点,从而明确术中应该切除范围[7,8,9,10]。如侵犯胆总管下段或胰头,则需行胰十二指肠切除术,若切除至一级肝管,则需将左右肝管分别做肝管空肠吻合术。
为了比较胆囊癌扩大根治术与标准根治术对于生存率的差异,本研究匹配了两种术式的分期后进行对比,结果显示,对于Ⅲ期患者,行扩大根治术后1年生存率较标准根治术没有明显提高,但3年生存率似有改善。对于Ⅳ期患者,1年生存率上扩大根治术较标准根治术没有显著获益,3年生存率两组均接近1%~5%(符合同类文献报道)。分析可能由于样本量较小,无法区分出统计学差异,也可能由于该分期肿瘤侵犯胰头后方、腹主动脉旁淋巴结以及临近器官,预后极差,是扩大根治手术也难以改变该期肿瘤生存率的“地板效应”。
因此,中晚期胆囊癌尽管预后差,但本组资料显示,经过术前尽早诊断,细致评估肿瘤侵犯范围,然后再选择合适的病例,如Ⅱ期和Ⅲ期肿瘤患者,施行扩大根治术确实可以提高远期生存率。当然扩大根治术依然需要具有丰富经验的医师,需要大型医学中心包括影像科、肿瘤内科、肝胆外科、手术麻醉科和ICU等多学科共同合作,才能提高晚期胆囊癌的远期疗效。
摘要:目的 评价扩大根治术与标准根治术是否对中晚期胆囊癌的远期生存率具有改善作用。方法 选取2011年7月—2015年6月中日友好医院肝胆外科手术治疗的胆囊癌患者57例,随访胆囊癌患者术后生存情况,随访起点为手术日(确诊),随访终点为死亡日或随访截止时间(2015年12月31日),观察结局事件即为死亡情况。应用K-M生存分析方法,评价胆囊癌扩大根治术与标准根治术对于中晚期胆囊癌远期生存率的差异。结果 术后随访57例病理证实的胆囊癌病例中,Ⅲ期28例,Ⅳ期19例,共占82.46%。术后1年总体生存率为53.70%,3年生存率为40.74%。不同分期患者的生存率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Ⅲ、Ⅳ期不同术式生存率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 对于中晚期胆囊癌,在有经验的医学中心选择合适的胆囊癌患者如Ⅱ期或Ⅲ期,施行扩大根治术可提高远期生存率。
关键词:胆囊肿瘤,根治术,生存时间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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