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急合作（精选七篇）

应急合作（精选七篇）

应急合作 篇1

1 北海溢油应急合作的背景

1967年3月18日,利比里亚油轮托雷·坎永号(Tanker Torrey Canyon)①[2]在英国锡利群岛附近海域沉没,11.9万t原油倾入大海,浮油漂至法国海岸,造成了严重的海洋环境污染,北海多个沿海国受到溢油影响,损失严重。国际社会开始重新审视“海洋是无限的,其渔业资源也是无穷无尽的,而其容纳废物的能力更是无休无止的。”这一观点[3]。对于溢油事故,国际社会以及各国应对措施有限,一般采用淘汰陈旧船舶[4]和航道分离(Traffic Separation Schemes)[5]制度。但是这些措施成效甚微,所以突发性溢油事故的应急响应非常重要。而此次事故让北海各国认识到溢油的突发性、扩散性和复杂性,也意识到溢油区域合作的重要性。为此,比利时、丹麦、法国、德国、荷兰、挪威、瑞典和英国于1969年6月9日在波恩签署了《应对北海油污合作协议》,1969年8月9日生效。作为世界上第一个溢油应急合作协议,它确定了北海国家解决海上溢油的区域合作制度,具有里程碑意义。协议确定了北海区域应急合作的分立模式,即“一种问题,一种规范”,针对海洋环境保护的不同方面而单独予以处理[6]。由于时间仓促,该协议全文只有10条,而其中仅有6条涉及合作的实质内容,所以关于溢油应急合作的很多细节规定都不够完善。

1983年,该协议第一次修订,即1983《处理北海油污和其他有害物质合作协议》[7](以下简称波恩协议),欧盟作为缔约方加入。1987年,波恩协议扩展至监测合作。2001年9月21日该协议再次修订,此次爱尔兰加入。协议致力于在科学、技术和业务等方面建立海洋溢油应急合作机制,并不断创新和发展。同时,北海国家还加入了《国际防止船舶造成污染公约》(MARPOL 73/78防污公约)和《1990年国际油污防备、反应和合作公约》(OPRC 90公约)等国际公约,并制订了本国的溢油应急计划,建立了相应的组织机构。

2 缔约方权利和义务

波恩协议缔约方包括比利时、丹麦、法国、德国、爱尔兰、荷兰、挪威、瑞典、英国和欧盟。观察员包括地中海区域海洋污染响应中心(REM-PEC)、国际海事组织(IMO)、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西班牙(Spain)和波罗的海海洋环境保护委员会(HELCOM)。

波恩协议明确规定了缔约方的权利和义务,主要包括缔约方在各自责任海域进行海洋污染风险监测并及时提醒其他缔约方;采用常见的操作方法进行溢油预防和清理,实现预防和清理的必要标准,保证应急合作中各缔约方的合作畅通;必要时相互支持实施响应行动;共享相关研究成果和开展联合演习。波恩协议的权利义务规定主要集中在两方面:预防(监测、演习、提醒和共享)和治理(溢油鉴别和治理技术)。明确的责任划定,提高了北海溢油应急的效率,最大可能地降低溢油风险和污染损失。

3 溢油应急合作的组织体系

不同于单个国家的溢油应急响应机制,欧洲北海的溢油应急涉及多国合作,这其中包括了人员、船只和飞机等的跨境调配。为了做好应急工作中的协调,协议对应急指挥机构做了详细规定。

欧洲北海溢油应急响应指挥体系包括岸上操作控制中心(Operational Control Ashore)和现场战略指挥中心(Tactical Command on the Scene of Operations)两级指挥机构。岸上操作控制中心由主导方(要求协助方)领导,一般位于岸上,负责指导现场战略指挥中心的行动,具有最高级别的指挥权。现场战略指挥中心则负责具体指导主导方和协助方的溢油应急团队。

而对于上述两个指挥中心来说,有两个核心人物是非常关键的,那就是主导方任命的现场战略指挥中心的最高指挥官和缔约方任命本国溢油应急的现场指挥官。指挥官对上级是应急合作行动执行者,对下级是命令的发布者,具有承上启下的作用。

其中,缔约方任命的指挥官管理本国的溢油应急团队,听命于主导方任命的最高指挥官。北海溢油应急反应机制中还有一个重要的角色是由缔约方派出的联络官(Liaison Officers)。当联络官发现溢油威胁到自己国家权益时,有权提出相关的管理和技术建议。

这样,从最高领导的岸上操作控制中心具体到各国溢油应急团队,同时配合各国委派的联络官,共同组成了北海完善的溢油应急合作的组织体系。该体系加强了主导方和协助方的联系,实现了职责明确,更好地协调和配合了各层关系,保证了应急响应的高效完成。

就指挥体系而言,主导方的地位和作用非常重要,所以协议中明确规定了主导方应当履行的义务,包括:负责指挥溢油应急;给予协助方行政、业务和后勤支持;分配协助方明确的任务;组织协助方的务实合作和协助方之间的信息公开。此外,当溢油污染的主要范围进入邻国时,主导方应当将控制指挥权交由该国。两国应当互相熟悉溢油污染状况和所采用的应急措施,并充分考虑未来溢油发生的趋势。

4 溢油应急合作的资金制度

开展溢油应急工作需要资金支持。溢油一旦发生,需要采用先进技术,及时控制溢油的范围,最大可能地减少溢油造成的海洋环境污染。之后还要对溢油损害程度进行评估,以决定“谁污染、谁负责”。波恩协议建立了溢油基金制度,为溢油应急的顺利开展提供资金保障。

北海溢油基金首先来源于各缔约方每年支付的费用。北海波恩协议规定,各缔约方支付波恩协议年度支出的2.5%。依据联合国大会通过的国民生产总值规模,协议的支出平衡按比例分配给各缔约国(欧盟除外),任何缔约方不得超过支出平衡的20%。

缔约方协助主导方处理溢油的过程中,主导方基本支付所有费用。溢油发生时,海洋环境污染的缔约方可以请求其他缔约方协助处理溢油事故。协助意向确定后,主导国和协助方要签订合同,合同标明所有合作事宜和安排(包括费用支付),以明确合同双方权利义务和索赔程序。除非另有规定,主导方对协助方的费用支付应当参照协助方的法律和实践。当然,主导方可以随时取消溢油协助的请求,但是应当支付协助方之前协助其处理油污的费用。如果溢油合作是缔约方主动参与,则由该缔约方支付本国费用。该主导方支付的规定不剥夺协助方参照其他的国家或国际规定处理油污(威胁)时获得第三方赔偿的权利。

最后,在对海洋污染做出评估后,北海遵循污染者支付原则。环境法中的污染者支付原则是指污染环境者应当承担责任,支付赔偿费用,这一原则获得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和欧盟的许多国家支持,并成为区域规则。北海溢油应急合作中,也遵循“谁污染、谁赔偿”的原则。值得注意的是,除非另有规定,主导方支付给协助方的费用全部由污染者承担。这一原则在船舶业、海上产业和污染赔偿法规中得以体现,有效地解决了赔偿问题。

5 溢油应急合作中的具体措施

5.1 完善的管理组织

应急合作涉及不同国家,管理和组织上比较复杂。如果处理不当,则可能造成溢油应急工作的延误,甚至引发国家之间的矛盾纷争。波恩协议对于应急合作中出现的组织和管理工作做出了非常详细的说明和规定。具体包括:不同国籍的航空器、船舶、舰艇、车辆、人员和设备的跨境事宜;海关和救援车辆的税费事宜;应急团队的工作条件、保险、民事责任伤亡或财产损失、住宿、膳食和医疗事宜;设备的检修等事宜。相比较当今其他区域应急合作制度,北海的溢油应急合作中的管理组织层面规定已经非常的具体和完善。这样完善的组织管理规定,减少了溢油应急合作中一些矛盾争执的发生,并且针对可能出现的问题提出相应的意见,有效保证了溢油工作的明确分工和有效完成。

5.2 良好的通信方式

应急合作中,国家之间的良好交流非常重要,它不仅决定信息及时传递,而且保证溢油应急处理的实效性。

欧洲北海应急合作中采用无线电通信,分为3个等级。管理控制中心和现场指挥中心最高指挥官之间通信是一级通信;现场指挥中心最高指挥官和各参与方指挥官之间通信是二级通信;各参与方指挥官和应急团队通信之间通信是三级通信。根据通信机构的级别和保密要求不同,通信方式也有所不同。例如,欧洲北海的岸上管理控制中心和现场指挥中心最高指挥官沟通使用的是无线电子邮件、传真、电传或电报,其通信建立和维护由主导方负责。各参与方指挥官及其应急团队之间的通信应在国内特殊的(内部)的频率进行。

5.3 创新的溢油处置技术

溢油不仅会威胁海洋生物个体,也会影响近岸生态系统,所以溢油应急工作的目标不仅是保护海上的生物、资源和海洋环境,还要减少进入近岸和河口的溢油量。岸上的淤泥滩和盐沼是北海生态最敏感的部分,并且最难清理,所以北海应急工作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千方百计地防止油污进入这些地方。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北海沿岸国家在溢油技术方面不断进步,保证了溢油工作的有效完成。同时波恩协议规定缔约方采用的都是比较常见的操作方法和技术,可以实现预防和清理的统一标准,从而溢油应急中各方能够相互支持,积极溢油应急响应,共同保护海洋环境。

溢油风险评估可以确定应急响应是否必要、响应的任务安排是否适当和溢油可能造成的威胁,这些都需要高新技术的支持。北海可以通过分析溢油类型和溢油量的最新数据、溢油地点和天气变化,预测溢油的运行路线,并针对该区域容易被溢油影响的敏感资源给出风险评估意见,并且随着信息数据的更新,评估也将不断地改进和完善。

溢油清理技术是减少溢油污染的重要响应措施。溢油污染程度主要取决于原油类型、溢油位置以及溢油发生的时间。波恩协议按照溢油造成的污染范围将溢油分为了海上溢油、岸上溢油和河口溢油3部分,所以北海的油污处理技术也分为了海上清理技术、岸上清理技术和河口清理技术3部分。协议根据溢油发生的位置和范围的不同、溢油产生的影响不同,并结合北海具体的生态环境状况,对于上述3种清理技术做出了详细的规定,保证了溢油技术的正确实施,最大可能地减少溢油造成的环境污染。如针对海上清理技术,波恩协议首先确定了技术采用的目标和原则(即海面除油;通过化学或机械手段分散油;允许自然除油和原位燃烧减少原油体积);然后确定了可适用的具体海上溢油处理技术(机械回收、分散和自然消散等);最后针对性地采用这些处理技术,以达到溢油污染最好解决的目标。同时协议充分考虑了溢油处理技术中可能存在的问题,规定缔约方应当积极改进现有的溢油处理技术,并密切关注可以替代现有技术的新的技术,同时要考虑到技术损害环境的可能性。因为溢油处理的根本目标在于保护海洋生态环境,所以北海溢油应急合作的缔约方采用溢油处理技术的首要前提是,保证处理技术本身绝对不可以比溢油事件造成更大的环境损害,而费用的支付是之后的考虑因素。

5.4 规范的演习和监测

溢油应急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演习。北海各国通过演习可以互通有无,交流技术,加强合作。《波恩协议》规定:缔约方的演习应当遵循互通双边或多边演习信息,尤其演习中特殊情况的处理和经验教训;努力开展经常性的演习,以加强业务合作,开展污染防治;演习的中止应当经会议上缔约方的一致同意。

北海演习主要分为3类:警报演习、设备演习和操作演习,波恩协议对3种演习的目标、具体操作程序以及可能存在的问题和解决方案都做出了详细规定。例如,警报演习应当在3月、6月、9月和12月进行。演习结束时,演习发起国应当做一份简报,以供缔约方在演习后的会议上讨论和交流,这样将演习过程中发现应急合作中可能出现的矛盾和问题,进行及时解决,从而在真正溢油应急合作中,北海各国之间才能做到有效、无障碍合作,保证溢油的及时解决。波恩协议关于溢油应急演习的详尽规定和北海沿岸国的有效遵守施行,为实际溢油应急合作积累了有效的实践经验。

监测是海洋污染的处理和预防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可以帮助找到漏油和其他威胁。而当缔约方发现海洋溢油威胁时,及时提醒其他缔约方上述威胁的存在,以便及时解决溢油危险,保护海洋环境和国家利益。北海各国是通过航空和卫星的空中监测来监测威胁北海海洋环境的溢油和其他有害物质的溢漏。

《波恩协议》建立了北海空中监测的合作框架:缔约方自行开展的国内飞行计划;区域空中监测合作;监测信息和经验的交流;合作改进现有系统和开发新技术等。北海空中监测包括3种类型:缔约方国内的空中监测、缔约方区域合作的空中监测以及规定性的空中监测。波恩协议对于各种监测进行了详细规定,保证了空中监测的可操作性。

同时,为了加强合作的力度和提高合作效率,波恩协议要求各缔约方积极分享本国溢油应急的研究和开发成果,建立定期会议制度,进行溢油经验的研讨和交流,实现溢油资料和技术的资源共享。例如,每年开展的溢油鉴别互校样分析和专家研讨会,通过包括缔约方实验室,以及美洲、亚洲等各溢油实验室的参与,很大程度上提高了溢油鉴别技术。

6 结束语

受油轮托雷·坎永号(Tanker Torrey Canyon)事件的冲击,从1969《应对北海油污合作协议》,到之后修订的1983《处理北海油污和其他有害物质合作协议》,欧洲北海区域溢油应急合作机制已逐步建立起来。协议明确规定了缔约方的权利和义务,尤其是主导方的责任,建立了两级应急指挥机构,规范了溢油基金的来源及费用支付制度,以及包含技术、演习、监测在内的一系列具体措施。经过40多年的发展,北海溢油应急合作实现了溢油应急对象的扩展①、信息的交流和共享②、溢油处理技术的完善、应急资源的整合以及公众参与意识的增强。完善的溢油应急合作机制,不仅有效地减小了油污损害风险、保护了北海海洋生态环境,同时促进了各国的交流与合作。

欧洲北海与南海海域有很多相似之处,这些经验对于我国和南海周边(以下转至第113页)国家的溢油应急合作具有一定的借鉴作用。南海周边国家存在岛礁主权和海域权益争端,冲突事件时有发生,为建立多边互信,相关国家积极推动南海低敏感领域合作。在此背景下,开展南海区域溢油应急合作机制研究顺应了我国推进南海合作、建立南海互信的政策导向,同时对保护南海海洋生态环境、缓解南海海洋权益争端的僵局、开辟南海和平合作新路径具有独特的意义。

摘要：从1969年的《应对北海油污合作协议》(Agreement for Cooperation in Dealing with Pollution of the North Sea by Oil)到1983年的《处理北海油污和其他有害物质合作协议》(Agreement for Cooperation in dealing with Pollution of the North Sea by Oil and Other Harmful Substances),欧洲北海的区域溢油应急合作机制确立并不断发展。文章梳理了1983年协议的缔约方权利和使命、应急合作组织体系、资金制度及具体措施的规定,总结该区域溢油应急合作的成功经验,对中国与南海周边国家的合作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关键词：北海,波恩协议,溢油应急合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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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急合作 篇2

进入21世纪以来，世界各地频频发生各种自然的和

人为的灾害，导致突发公共危机事件的数量大幅上升。同时，伴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深入，相当数量的突发公共危机造成的影响很难仅限于一时一地，“单个国家的安全与国际乃至全球安全紧密相连”，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和2003年的sars危机都是典型的例子。这不仅给各国政府带来了更多社会的、政治的、法律的和经济上的压力，也逐步暴露出了各国政府在独立面对重大突发公共危机时存在的脆弱性。针对如何克服政府应急管理的脆弱性来应对日益严重的突发公共危机事件，笔者拟从构建有效的应急管理国际合作机制角度来探讨这个问题。突发公共危机与应急管理的内涵

目前对于突发公共危机尚无统一且权威的概念。参照联合国的分类，突发公共危机主要包括：① 自然灾害，又可分为地质方面，如地震、火山等；水文气象方面，如洪涝等；生物学方面，如瘟疫、流行病等；②技术灾难，来自技术或工业事故，如爆炸、火灾、污染、辐射和泄漏等导致的丧生、受伤、财产受损或环境恶化；③环境恶化，人类行为导致的环境和生物圈的破坏，如森林大火、生物绝种和资源破坏等。按照《国家突发公共事件总体应急预案》的规定，主要突发公共危机事件可划分为自然灾害、事故灾难、公共卫生事件和社会安全事件4大类。无论采用哪种分类方法，突发公共危机都具备如下几个共同的特征：① 突发性，或紧急性；②仅具破坏性影响；③ 造成大规模人员伤亡和生态环境破坏；④经济成本和社会成本高昂；⑤可能是人为的，也可能是自然的，或两者兼而有之。根据这些特征，笔者将突发公共危机界定为：突然发生，可能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财产损失、生态环境破坏和严重危害社会、危及公共安全的紧急事件。而应急管理(emergency management)也称为“突发事件管理”或“紧急状态管理”，特指突发公共危机的阻止、准备、应对、重建和舒缓等全过程中的应对机制和制度安排。危机应急管理国际合作的现状及缺陷

现国内外学者在应急管理研究领域已经取得了一定成果，但大多数研究论著主要针对某一具体国家突发公共危机应急管理体系的建立和应急能力的提高。虽然在应急管理中应进一步开展国际合作已基本达成共识，但如何建立应急管理国际合作机制至今尚未见有详细论述。

2．1 突发公共危机与经济全球化

经济全球化已是当今世界不可逆转的潮流，给人类社会的生活带来了深远的影响。一方面，随着国际分工的深化和世界产业结构的调整，世界贸易和跨国投资快速增长，极大地促进了全球经济的发展；另一方面，由于国家、地区间存在的相互依存关系，经济全球化很自然地放大了突发公共危机的影响。当危机、灾难发生时，其影响呈蔓延扩展趋势，全球化带来了沟通无国界，但也导致了灾难无国界，所谓“蝴蝶效应”在sars危机中得以充分体现。如果说sars危机验证了人类社会的脆弱，那么美国“9·11”恐怖事件则不仅仅是对美国政府的挑战，更是严重威胁到整个人类的文明和道德底线。

有数据说明，过去10年间伴随着全球化进程的深入，各类突发公共危机数量急剧上升，造成巨大的经济损失和棘手的社会、环境问题。经济全球化的推进与突发公共危机的日益增加，其影响加剧了这两种趋势同时出现绝非巧合。人口增长、区域性贫穷、土地过度开发、快速推进的城市化进程，以及灾害危机多发地带的环境恶化等都可看作是经济全球化的副产品，而由此导致的不良后果通常都由发展中国家承担了。从人口伤亡情况来看，自然灾害造成的死亡人数中96％属于发展中国家人口。突发公共危机也在阻碍着全球化进程，除了危机导致的环境退化和缺乏安全感外，还可能导致利率上升、资本外逃和巨额贸易逆差，最终影响一个国家参与全球经济的能力.综上所述，经济全球化既是突发公共危机产生的诱因之一，同时又对危机的后果有放大扩散的作用。无论是人为还是自然原因导致的突发公共危机，都是对人类共同的挑战，特别是对后果严重的全球性危机，更是需要整个国际社会采取合作的态度和利益均衡的原则，分担应对危机成本和责任，分享应对危机的经验和资源，因此，加强突发公共危机应急管理国际合作意义重大。

2．2 突发公共危机应急管理国际合作现状

突发公共危机应急管理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涉及到政治学、经济学、管理学、法学、社会学、心理学、灾害学、卫生学、工程科学和信息科学等多个领域知识。国际合作的实质在于协调，在突发公共危机应急管理中开展国际合作，由于参与主体的复杂性、作用对象的多样性和合作地点的变动性而显得格外困难。

最初的公共危机应急管理国际合作主要是在国家安全和国际关系等政治领域，包括政治冲突、战争和政权更迭等。1991年l2月，联合国大会通过了46／182号决议，旨在提升联合国在应对复杂紧急情况和自然灾害方面的能力，加强联合国在该领域采取人道主义行动的有效

性，并为此设立了紧急救助协调员(erc)制度。为使erc更有效地发挥作用，联合国又设立了常设委员会、机构问联合呼吁机制(cap)、中央紧急循环基金和人道主义事务部(dha)。1998年，人道主义事务部被改组为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办公室(ocha)，其使命包括协调人道主义救援、制定政策和宣传。但是，近年出现较多的非传统突发公共危机与以往偏于政治、军事性质的危机并不完全相同。自巴尔干半岛冲突以来，人道主义救援的军事化、政治化倾向使得国际人道主义组织很难保持公正公允，美国采取的单边主义削弱了联合国秘书长、联合国机构和非政府组织在危机应急管理中的地位，致使国际合作多采取区域或双边合作形式。

从现实的情况来看，由于近些年来重大突发公共危机频发，各国都认识到许多危机是需要人类共同面对的，逐渐开展了一些地区性的、国际性的合作活动。例如，2004年印度洋海啸发生后，2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领导人迅速召开会议，就印度洋大地震及海啸过后受灾地区的恢复与重建问题进行协调磋商，并就诸多相关问题达成了一致，为日后进一步合作打下了良好基础。加勒比海地区组织了灾害研究与防御工程，为29个成员国服务，这一工程是与世界卫生组织、全美卫生组织、红十字会以及伊斯兰教会合作进行的，其具体活动包括人员培训、技术援助和调查研究等，其基金则来自于加拿大、荷兰、美国政府及联合国救灾署等。2005年在日本兵库县召开的联合国“世界减灾国际会议”，通过了《横滨宣言》，为全球共同应对突发公共事件明确了基本的思路和方向，也为国际间更好地开展合作铺平了道路。

2．3 突发公共危机应急管理国际合作的缺陷

从上述的情况来看，对于突发公共危机的应急管理国际合作仍然处于初步的、暂时的和探索性的阶段，其存在的缺陷如下：

(1)现有的危机应急管理模式主要针对单一的国家或地区，全球性的应急管理国际合作尚未形成体系。发达国家在危机应急管理方面虽已积累了较为成熟的经验，形成了几种有代表性的模式，如美国模式、俄罗斯模式和日本模式，但这些模式都只适用于一国国内应对危机，难以跨越传统政治界限，协调多个参与国或组织的力量。没有一套成熟有效的管理模式做指导，危机应急管理国际合作无法形成系统合力，在应急管理中常出现“权力的两难境地”，即“知道如何去做”和“有权力去做”两者的失衡，从而影响了国际合作的成效。

(2)联合国主导地位不明确，导致缺乏长期稳定的国际合作机制。大规模突发公共危机发生之后，参与各方包括所在国各级政府、参与国政府、国际组织、区域性组织和当地组织等纷纷采取行动，然而由于联合国地位的13渐衰微，各种力量的组织协调工作只能临时展开，并演变成各主权国家争夺政治权力空间的较量，反过来又牵制了应急管理国际合作的进展。各方力量博弈的结果是暂时的，下一次危机发生，由于参与主体、地域与利益关系的变化，新一轮博弈又将重新开始。

(3)目前的危机应急管理国际合作以事后援助为主，事前预防不足。应急管理并非只是紧急事件之后的救济工作，而是强调全过程的应急管理。发达国家目前均把应急管理的重心放在危机的预防准备上，但在国际合作中仍主要体现为事后国际救援，很少涉及到事前的阻止与准备工作，这也与缺乏长期稳定的国际合作机制有关。

(4)缺乏有效的信息传递机制。完备的信息传递机制，在帮助识别、界定公共危机，进行危机决策、协调参与合作各方应对危机等方面，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在危机发生之前，如果能及时传递预警信息，对危机有所准备，就可以避免大规模人员伤亡；在危机发生之时，关于逃生、自救、危机进展，以及政府和国际组织反应的信息如能适时传达，不仅可减少人员财产损失，更有助于开展国际救援活动和做出应对危机的决策；在危机发生之后发布的舒缓和重建信息，则可帮助政府与民众沟通，树立恢复正常生活的信心。但在目前的应急管理国际合作中，一方面存在有些国家政府或国际组织不愿公开自己所掌握的信息，尤其是涉及机密信息的情况；另一方面，也存在有些国家政府不愿意信任和接受外来信息的情况。而在应急管理过程中，由于缺乏协调机制导致的信息传递失误和由于通信条件落后而导致的信息传递不畅现象也屡见不鲜。建立危机应急管理国际合作机制的构想

3．1 明确统一的指挥协调机构

国际危机应急管理系统中主要的参与者包括各国政府、联合国机构、国际红十字会，以及国际的或区域性的非政府组织(ngo)等，后三者构成了一个“人道主义社会”。他们各自的利益和组织目标是有差异的，但其协调和合作是危机应急管理是否成功有效的关键所在，组织间的相互理解和尊重是实现危机应急管理国际合作的前提。首先，抓住联合国改革的机遇，重新唤回对联合国体系的尊重，充分利用联合国机构既有的与各国政府、其他国际组织及非政府组织间的沟通渠道和协调机制，发挥联合国ocha在全球性公共危机应急管理中的主导地位；其次，明确应急管理参与方的角色和地位，以联合国为核心，以危机发生国政府为应急援助的申请方和应急管理的主体力量，以非政府组织为应急资源的筹集者和应急管理具体参与实施者；再次，危机发生时可在ocha领导下临时设立应急管理司令部，由参与者派代表参加，负责协商解决随时出现的问题，一旦危机处理结束则可自行解散。

3．2 建立全过程动态应急管理的工作程序

应急管理过程通常包括阻止、准备、应对、重建和舒缓。阻止是指发现潜在的威胁时，制止紧急事件的发生；准备是指提高政府和个人应对紧急事件的能力；应对是指危机发生时紧急处理；舒缓是指危机发生之后减少紧急事件造成的损失；重建是恢复基础设施建设、民众信心和社会稳定。应该对危机实行全过程动态管理，制订相应的工作程序。其中，公共危机管理的成功与否，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是否建立了较为完善的危机预防和预警机制。在海啸发生最为频繁的太平洋地区，已经建立了海啸预警系统，共有26个国家参加。在这一预警系统保护下，尽管太平洋地区是海啸多发区域，但在20世纪60年代之后却没有给人类造成大规模的灾害损失。而印度洋地区缺失海啸预警机制是2004年发生海啸大灾难的重要原因之一。

由于突发公共危机的种类繁多，各种危机的预警技术、方法都有所不同，因而危机预警种类的多元化决定了危机预警内容的多元化。但并非所有类型的危机预警都有必要牵涉到国际合作，目前需要进行国际合作且具有技术可行性的预警类型主要包括海洋灾害、气象灾害、地震灾害和经济危机等。可根据具体情况依据地缘关系建立起区域性预警机制，同时利用各国各地区已建立的预警机制加强彼此间的联络沟通，等待资金充足、时机成熟，由联合国危机应急管理机构发起成立国际性预警机制。建立危机预警国际合作机制，不仅需要大量资金，同时也需要有相关的技术和专业人才，发展中国家在这些方面受到明显限制，因此在长时期内发达国家有必要承担更多的责任,帮助发展中国家逾越危机合作的瓶颈。

3．3 建立应急保障机制

公共危机应急管理国际合作应该是一个功能多样化的体系，其主要功能包括信息共享、技术交流、资源援助和人员支持4个方面。为确保危机发生后这些功能可以充分发挥，应建立相应的应急保障机制，实现“平战结合”。

(1)在信息保障上，建立ocha与各国、国际组织和非政府组织间的应急通信网络系统，确保突发公共危机相关信息沟通顺畅；建立危机信息管理平台，负责所有公共危机相关信息的管理，收集、汇总所有曾经引发公共危机因素的相关数据，观察可能造成公共危机的相关要素，对已经处理过的危机事件进行反馈信息采集，并监测一切易引发危机事故的不安定因素等 ；建立完善的信息传递、公开和反馈机制。

(2)在技术保障上，应积极将网络、卫星监测、全球定位系统和遥感等一系列技术及其国际前沿的管理方法引入公共危机管理领域。从国际主流的高新科技应用来看，主要包括如下3项工程：①评估，包括灾害管理、地理评估、环境评估、经济分析和统计等内容，形成灾情分析和危机评估报告；②遥感应用，包括遥感、地理信息系统等远距离监控技术，负责接收和分析卫星传送的信息；③网络通信，包括计算机、网络、通信和电子等设备，维护危机管理部门的网络和对外的通信。由ocha定期开展技术专家培训班，加强各国之间技术人员的交流，重在逐步提高发展中国家应急管理的能力。

(3)在资源保障上，建立紧急物资的储备、发放和分配工作制度，努力整合不同渠道的物资来源，以保障危机发生后援助到位；完善联合国目前实行的机构间联合呼吁机制(cap)，充分利用这一筹集资金的重要渠道；重视非政府组织在危机管理中的作用，对不同组织间的资源供应协调管理，避免重复浪费。

(4)在人员保障上，将应急管理专业人员分为救援小组、医疗小组和专家小组，各司其职。救援小组负责搜寻、施救和转移死伤者等任务；医疗小组负责诊断或辅助诊断伤者、预防疫情发生和蔓延；专家小组负责提供关于危机的各种专业知识，对预警、应对和重建等方面进行指导。与此同时，对常见灾害事故和重点人群要组织宣传、培训和演练，提高危机意识，以减轻危机造成的人员伤亡损失。

3．4 完善危机管理国际规则体系

应急合作 篇3

国内已有学者对我国应急组织合作问题开展了研究。郭雪松等提出中国社会转型期跨域危机治理中存在的“碎片化”问题, 实例分析得出管理条块分割、专业部门隶属不同、管理层级复杂、多头指挥协调困难是产生该问题的根本原因[4]。薛澜等结合国外应急管理先进经验, 提出应用网格化管理方法, 制度化规定各部门、各地区和军民的应急管理职能[5]。郝晓宁等分析政府与社会公众的协调合作问题, 提出完善突发事件应急社会动员机制[6]。上述研究皆是定性归纳总结应急组织合作问题, 而定量剖析中国应急组织合作关系的研究鲜见。

本文以汶川地震为例, 运用整体网络分析方法, 定量分析中国应急组织合作网络特征, 厘清各级各类组织间的合作关系, 剖析组织合作问题, 提出优化应急组织合作关系的建议。

一、应急组织构成及网络模型

1. 汶川地震应急组织构成

灾害发生后, 参与处置救援的组织数量和任务数量不断增加, 使得多组织协同应对成为了一项极其复杂且困难的工作[7]。面对如此复杂的任务, 需从组织类型和参与频次等方面分析应急组织构成, 识别组织类型, 为网络模型构建和整体网络分析提供依据。2008年5月12日14时28分04秒, 四川汶川发生里氏8.0级地震, 造成69227人遇难, 374643人受伤, 17923人失踪。此次地震为新中国成立以来国内破坏性最强、波及范围最广、总伤亡人数最多的地震之一, 被称为“汶川大地震”。本文从新浪网、中新网、搜狐网和凤凰网等网站, 按天 (从2008年5月12日到2008年6月12日) 摘录汶川地震应急处置救援数据, 共2265条, 总计313, 569字。对所得数据进行内容分析, 得到汶川地震应急组织类型和参与频次, 如表1左半部分所示。

从表1可知, 汶川地震发生后, 参与处置的应急组织主要包括政府组织、国有企业、军队和非营利组织等4类, 其中政府组织又分为国家级政府、省级政府和地方政府3个级别。参与频次指各类组织参与处置救援的次数, 同一组织同一天参与两项任务, 则参与频次为2;同一组织两天参与同一任务, 其参与频次也为2。各类组织30天内总计参与频次为945, 政府组织所占比例最大为69%。其中, 国家级政府参与频次为482, 省级以下地方政府参与频次为54。在4类组织中, 非营利组织参与频次最少, 为51, 所占比例仅为5%。

2005年8月美国遭受卡特里娜飓风灾害, 造成657人死亡, 230万居民受停电影响, 墨西哥湾附近1/3以上油田被迫关闭。美国科学家分析了从2005年8月25日到2006年9月25日的卡特里娜飓风应急处置救援数据, 得到应急组织类型和参与频次, 如表1右半部分所示。

在表1中, 各类各级组织30天的参与频次总计为508, 政府参与频次最高为409, 所占比例为71%, 其中联邦政府所占比例为9%, 州政府所占比例为27%, 区政府所占比例为23%, 基层政府所占比例为11%。民间组织所占比例为16%, 非营利组织所占比例为14%。

对比中美两国自然灾害应急处置救援数据可知, 政府是两国应急处置救援的主要力量。美国的州政府和区政府应急管理组织参与频次较高, 响应速度较快;联邦政府和基层政府应急管理组织参与频次低, 响应速度慢;非营利组织和民间组织发挥了较重要的作用。中国的国家级政府参与频次最高;省级政府、国有企业和军队参与频次较高;地方政府和非营利组织发挥的作用较小;而民间组织的作用最小。

2. 汶川地震应急组织整体网络模型

(1) 汶川地震应急组织合作网络模型。用UCINET分析软件对整理后的汶川地震应急处置救援数据进行处理, 以参与地震的应急组织为节点, 以组织间合作关系为边, 用NETDRAW建模软件建立汶川地震应急组织合作网络 (简称地震应急合作网) , 如图1所示。本文将合作关系定义为两组织在地震处置救援过程中共同参与了一项任务, 如5月15日, 发展改革委、粮食局、财政部联合下发通知, 紧急动用成都中央储备粮分公司的中央储备稻谷10万吨、小麦5万吨、食用油1.4万吨, 支援地方抗震救灾需要。那么, 发展改革委、粮食局、财政部和成都中央储备粮分公司之间存在合作关系。另外, 在应急管理过程中, 垂直隶属关系常常以合作的形式表现出来, 如截至5月13日17时, 国家金库总库已及时向灾区拨付救灾款共计13.6亿元, 四川、陕西省分库, 天津、重庆、宁波等市分库已先后开通了救灾资金划拨的“绿色通道”, 确保应急款项及时拨付到位。在这段报道中, 国家金库总库和四川、陕西省分库, 天津、重庆、宁波等市分库表现为合作关系 (即他们之间相互合作确保拨款及时到位) , 而实质上国家金库总库和四川、陕西省分库, 天津、重庆、宁波等市分库却是垂直隶属关系。因此, 本文定义的合作关系也包含垂直隶属关系。

数据来源:新华网、中新网、新浪网和凤凰网等网站对汶川地震的报道。

(2) 汶川地震应急组织完整合作网络模型。中国政府各级组织间具有垂直隶属关系, 而部分隶属关系未在地震处置救援的报道中显现, 却真实存在。只有将这些隐性的垂直隶属关系加入到汶川地震应急组织合作网络中, 建立完整的合作网络模型, 才能真实地体现汶川地震应急组织间的合作特征。

这些隐性的垂直隶属关系主要包括:交通部和民航局;工信部和国家航天局、国防科工局;发改委和国家能源局;中国人民银行和国家金库总库;国务院办公厅和国开行、农发行;国务院办公厅和四川省政府;国务院办公厅和各部委;民政部和四川省民政厅等。在汶川地震应急组织合作网络中, 加入上述隐性垂直隶属关系, 用UCINET和NETDRAW软件建立汶川地震应急组织完整合作网络 (简称地震应急完整网) , 见图2。

二、应急组织整体网络结构解析

1. 地震应急合作网与完整网对比分析

(1) 网络成分对比。成分是网络中独立子网络或孤立节点。用UCINET软件对地震应急合作网和完整网进行分析, 分别计算出网络的成分和密度 (见表2、表3和表4) 。由表2可知, 地震应急合作网的节点总数为146个, 包含11个成分, 最小的成分有2个节点, 最大的成分有112个节点, 占总节点数的76.7%。这说明, 无隶属关系情况下, 有部分应急管理组织未建立联系。

由表3可知, 地震应急完整网的节点总数为148个, 增加了国务院办公厅和保监会两个组织。在加入隐性垂直隶属关系后, 完整网的成分变为1个, 即网络中无独立的子网络或孤立的节点。网络的成分越少, 其连通性越好[9]。这表明增加隐性垂直隶属关系有助于提高整个应急组织网络的连通性。

(2) 网络密度对比。密度是实际网络图边数与其完备图边数的比值, 该指标可对节点数不同的网络进行对比, 网络密度越大, 越利于组织间合作[10]。地震应急合作网与地震应急完整网的密度对比, 见表4。地震应急合作网的连接数为518条, 地震应急完整网的连接数为658条。应急完整网的密度高于应急合作网, 这表明增加隐性隶属关系的应急完整网中的组织间合作比应急合作网中组织间合作更容易。

从上述网络成分和密度的对比分析可知, 在加入国务院办公厅和隐性垂直隶属关系后, 地震应急完整网的连通性优于地震应急合作网, 更易于组织间协调合作。这表明垂直隶属关系在4类应急组织间的协调合作中处于核心枢纽地位, 适当增加垂直隶属关系可有效地提高各类应急组织的协调合作能力。

2. 应急组织集聚系数

(1) 4类应急组织集聚系数。集聚系数用来描述一个点的相邻结点结集成团的程度。用UCINET分析软件计算汶川地震应急完整网的集聚系数, 得出完整网的整体集聚系数为0.242, 该系数最大值为1, 该值越大组织的整体集聚程度越高, 各组织合作越紧密。表明汶川地震应急组织的整体集聚程度较低, 各组织间合作紧密度较低。计算出地震应急完整网中每个组织的局部集聚系数, 将其分为政府、国有企业、非营利性组织和军队4类, 绘制出局部集聚系数分布图, 如图3所示。图中纵坐标轴代表局部集聚系数, 横坐标轴代表组织编号。可知, 汶川地震应急组织的局部集聚系数出现两极分化的现象, 即绝大部分组织的集聚系数为1或0, 该现象在政府应急管理组织中尤为明显。表明政府的局部集聚情况主要分为紧密和松散两类, 这种不均匀的合作关系影响整个应急组织的合作紧密度。

数据来源:新浪网、中新网等网站对汶川地震处置救援的报道。

(2) 各级政府集聚系数。图4给出了政府、国家级政府、省级政府和地方政府的局部集聚系数分布。从分布情况可知, 各级政府的局部集聚系数亦存在两极分化问题, 即同级政府的各个组织间合作紧密程度较低, 表明政府应急管理组织的横向府际关系 (即同一层级政府) 存在问题。造成这一问题的主要原因是“部门主义”, 应急管理综合防灾减灾体制不完善, 政府各职能部门协同处置时的职能不明晰, 使得部门成员仅从自己管辖单位、部门的角度考虑问题, 导致各部门争夺资源或权力、推诿责任, 甚至相互拆台, 弱化了应急管理组织的整体功能[11]。

三、结论

剖析应急组织合作问题, 厘清各级各类组织间合作关系, 有助于提高应急组织合作效率, 进而提升应急管理能力。研究表明:一是垂直隶属关系在4类应急组织间的协调合作中处于核心枢纽地位, 适当增加垂直隶属关系可有效提高各类应急组织的协调合作能力;二是整个应急组织合作紧密度受到多重因素影响, 其中最为关键的要素是政府的不均匀合作。

针对上述问题, 本文提出以下建议:

首先, 应急组织合作中的“条”“块”关系同等重要, 不可偏废。应改变以往应急管理“以块为主”的单一模式, 在理顺纵向“条条”关系的基础上构建高效的条块协同关系。因此下一步的改革可从以下两方面入手:一是在各级政府关系方面, 地方政府应专司突发事件应急处置之责, 特定区域内的行政资源 (包括常态下的中央管控资源) 应由属地政府调动和指挥, 中央政府或上级部门仅需提供必要的支援与协调;二是在军政关系方面, 应遵循国防动员和灾害应急动员“一体双制”、“一体两用”的原则, 依托现有国防动员体制建立健全政府与军队应急联合指挥机制, 以各级国防动员委员会为基础建立综合性的应急指挥机构并组建常设性办公机构。

应急合作 篇4

关键词：非常规突发事件,合作博弈调度,多模式分层网络,Shapley值法

目前,我国正进入社会、经济高速发展的关键阶段,这既是关键发展时期,同时又是矛盾凸显期,而且随着城镇化进程加快,各种事故灾害、公共卫生和社会安全等领域暴露出的问题日益突出,爆发频率急剧上升,灾害程度越来越大。例如1998年的洪灾、2003年的SARS、2005年秋的禽流感、2008年的南方大雪灾和5·12汶川大地震等非常规突发事件。如何应对这类非常规突发事件,做好应急管理工作是政府在新时期面临的一项艰巨任务。在应对非常规突发事件的过程中,应急资源的高效快速调度是提高防灾减灾和灾害救助的必要条件,也是衡量应急管理能力的一个重要指标。

目前的关于这方面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①应急资源调度在路径或时间上的最短问题[1,2];②在救援时间最短的条件下考虑最小费用问题[3,4];③针对应急资源调度的可靠路径搜索问题[5,6,7]等等,这些都是在使用单一的运输方式下对总体最优目标进行研究,却忽略了这样一个事实:非常规突发事件发生后,往往需要同时使用多种运输方式如空运、公路和水路运输等把应急资源快速高效调度到灾区。因此,寻找一种新的反映多种运输方式联合调度应急资源的策略和模型,以尽量减少灾害所造成的损失是一个值得研究的课题。

本文以博弈论[8]为工具,提出了基于合作博弈的应急资源调度模型和算法。在该调度模型中,把不同的运输方式映射为博弈模型的局中人,可能的资源调度方式组合方案映射为策略集,不同的运输方式调度应急资源所造成的损失映射为效用函数,将应急资源的合理调度问题转化为对合作博弈调度模型的核心求解问题。接着介绍了一种求解核心的Shapley 值算法。

1 应急资源调度的多模式分层网络

应急资源调度网络[9]一般由应急资源中心、资源中转站和灾区需求中心组成。其应急资源流转如图1所示。

应急资源中心的每种资源从起点运送到灾民手中都可能包括多个应急物流中心和需求中心,而且根据灾区灾情的严重情况,往往同时使用多种运输方式如空运、公路运输和水路运输等等,由此设计了多模式分层网络。

在设计的多模式分层网络中,将每种运输方式分成一个网络层,称为一个模式层,在层与层之间通过模式转换边连接。在多模式分层网络中有四类顶点,分别是供应点、需求点、中转点、映像点。网络中的弧分为三类即载重弧、转换弧、映像弧。映像弧是连接映像点与供应点或需求点之间的弧,没有相关联的费用与容量,也不消耗时间。

图2是三模式分层网络示例图,其中a、b是需求点;c、d是供应点;e、f是中转点,整个运输网络有三种运输方式,所以示例图中有三个模式层,c点可以通过运输方式一、二向外运输资源,所以它在模式层一、二上有映像点c1、c2,代理它发送资源。运输方式二与运输方式三可以在中转点f进行转运,在模式层二、三上分别有f2、f3两个点,代表在运输方式二、三上的f点,并在它们之间有转换弧连接,表示资源可在此点进行运输方式二、三的转运。

2 基于多模式分层网络的合作博弈调度模型及求解算法

在应急资源调度中,由于其政治目标高于经济目标,因此,依据突发事件的种类、级别及救灾工作所处阶段,使用多种运输方式把救灾资源迅速运到灾民手中显得尤为重要。

2.1 模型假设

在应急资源的调度过程中,依据灾区的实际情况,需要多种运输方式的相互配合,因而具有合作的性质,用博弈论的语言,各运输方式的相互配合就可认为是合作博弈的,它们博弈的目的是在满足灾区需求的情况下尽量以最小的损失调度资源。

为了便于说明问题,在建立应急资源调度合作博弈模型之前,需要作如下假设:

①为了满足灾区的需求,需要多种运输方式配合来完成;

②应急资源中心到资源中转站之间的运输不存在运输损失;中转站到灾区需求中心因受交通路况等因素的影响而存在运输损失;应急资源由资源应急中心直接运到灾区需求中心同样存在运输损失;

③资源中转站之间进行资源转运不存在损失,同时若到达资源中转站的应急资源无法运到灾区,则这部分资源全记为损失;

④根据灾害的类型和严重程度,不同的运输方式其损失率不同。就空运,水路运输,公路运输等三种运输方式而言,一般情况下,使用空运方式直接把救援资源空投到灾区,速度虽然最快,但其资源调度损失最大;其次是公路运输,最后为水路运输,在5·12汶川大地震中不同的运输方式的联合使用就体现了这一点。

2.2 合作博弈调度模型描述

①运输方式(局中人)

假设有n种运输方式,应急资源调度中的运输方式构成博弈的局中人集合可以表示为:${\rm N}=\left\{1,2,\cdots ,n\right\}$。

②博弈策略

在由各种运输方式组建的调度联盟中(联盟用A表示),其中任意一个调度联盟就构成博弈策略。

③博弈收益

对某种特定的运输方式来讲,与其它运输方式的不同组合可以形成不同的调度联盟,这些不同的调度联盟将会产生一定的收益(该支付代表其调度到灾区的资源量)。调度联盟的支付情况可以使用一个收益函数进行描述,记为:P(A)。

④调度联盟博弈的收益函数

定义1 设${\rm N}=\left\{1,2,\cdots ,n\right\}‚{\rm P}(A)$是定义在N的一切子集A(调度联盟)上的实值函数,且满足条件:

$\{\begin{array}{l}{\rm P}(\varnothing )=0,\text{若}A=\varnothing \\ {\rm P}({\rm N})\ge {\displaystyle \sum _{i=1}^n{\rm P}}(\{i\})\end{array}(1)$

则P(A)为该调度联盟的收益函数。

设A,M∈N且A∩M=∅,调度联盟A能保证得到的最大收益为P(A),调度联盟M能保证得到的最大收益为P(M)。即使A和M互相不合作的情况下也能取得P(A)+P(M)的收益,因此,假设A∪M,

${\rm P}(A{\displaystyle \cup {\rm M}})>{\rm P}(A)+{\rm P}({\rm M})(2)$

式(2)表示收益函数的超可加性,这在经济学上称为协同效应,即所谓一加一大于二。如果一个联盟不满足超可加性,那么其成员就没有动机形成联盟,即使已经形成的联盟都将面临解散的威胁。

另外, P(A∪M)=P(A)+P(M)表示了收益函数的可加性。

定理1 n个局中人合作博弈G={N,(Si)i∈N,(Ui)i∈N,P(A)}的收益函数P(N)具有可加性的充要条件为

${\rm P}({\rm N})={\displaystyle \sum _{i=1}^n{\rm P}}(i)(3)$

证明 充分性:

$\begin{array}{l}{\rm P}({\rm N})={\displaystyle \sum _{i=1}^n{\rm P}}(i)={\displaystyle \sum _{i\in A}{\rm P}}(i)+{\displaystyle \sum _{i\in {\rm M}}{\rm P}}(i)+{\displaystyle \sum _{i\in {\rm N}/(A{\displaystyle \cup {\rm M}})}{\rm P}}(i)\\ \le {\rm P}(A)+{\rm P}({\rm M})+{\rm P}({\rm N}/(A{\displaystyle \cup {\rm M}}))\\ \le {\rm P}(A{\displaystyle \cup {\rm M}})+{\rm P}({\rm N}/(A{\displaystyle \cup {\rm M}}))\\ \le {\rm P}({\rm N})\end{array}$

因此,可以得出:P(A∪M)=P(A)+P(M)。

必要性: 因为n个局中人合作博弈G={N,(Si)i∈N,(Ui)i∈N,P(A)}的收益函数P(A)具有可加性,所以可以得到${\rm P}({\rm N})={\displaystyle \sum _{i=1}^n{\rm P}}(i)$。

定理1表明合作博弈具有可加性的条件是局中人的任何合作都不会产生新的收益,这种博弈称为非实质性博弈。由于合作不产生任何作用,因而各个局中人所得到的分配也就是P(i);如果满足条件${\rm P}({\rm N})>{\displaystyle \sum _{i=1}^n{\rm P}}(i)$,即合作的收益大于不合作时各个局中人的收益之和,我们则称这种博弈为实质性博弈。其中,Ui为剧中人i在t时刻的效用函数即在一个特定的策略组合下局中人所期望得到的效用水平。

⑤博弈模型

调度联盟是在非常规突发事件发生后,使用不同的调度方式来满足灾区需求而进行合作博弈的结果,其模型可以表示为在t时刻n种运输方式间的动态合作博弈:

$G=\{t,{\rm N},(S{}_i){}_{i\in {\rm N}},(U{}_i){}_{i\in {\rm N}},{\rm P}(A)\}(4)$

其中,N表示在t时刻组建联合调度的运输方式集合, Si为运输方式i在t时刻可行所有纯策略的有限集;在应急资源调度中,效用函数Ui用应急资源的调度损失来表示;A为N的任意子集,即A∈N;P(A)为调度联盟A在t时刻的总支付,称为支付函数。在不同的合作时段,P(A)可能是不同的,因而导致Ui可能随之变化。

⑥调度联盟的博弈目标

应急资源调度的目标是在满足灾区对救援物资需求的情况下,使整体应急资源调度损失最小化。目标函数定义如下:

$f(U{}_i)=\min {\displaystyle \sum _{i=1}^{n}U}{}_i(5)$

2.3 模型求解算法

合作博弈模型求解的目的使各种运输方式相互配合,在满足灾区需要的情况下尽量使运输损失最小化。

对于n个人合作博弈G={N,(Si)i∈N,(Ui)i∈N,P(A)},分配集P(N)中不被任何分配优超的分配全体,称为核心(core)[10,11]。合作博弈的核心是由下面满足方程(6)和(7)的全体支付向量组成,记为C={N,(Si)i∈N,(Ui)i∈N,P(A)},

$\begin{array}{l}{\displaystyle \sum _{i\in A}x}{}_i\ge {\rm P}(A)(6)\\ {\displaystyle \sum _{i\in {\rm N}}x}{}_i={\rm P}({\rm N})(7)\end{array}$

式(6)表明x提供给A的分配不少于A自身所得的总收益P(A),成为联盟中个体合理性条件;式(7)为集体理性条件,表明满足式(7)的支付向量使合作成员最大限度地获得了合作带来的好处。

合作博弈调度模型核心求取的方法比较多,但最为简单适用的是Shapley值法,故文中采用Shapley值法来对所建立的模型进行求解。

Shapley值法[12]是Shapley在1953年研究多人合作对策问题时提出的。该方法的出发点是:如果局中人感到某个分配方案对于“胜利果实”分配不公,他们就难以达成有约束力的合作联盟;比较客观的做法为:按照局中人对于合作联盟的贡献来进行收益分配[13]。

一个博弈G中的Shapley 值法应该满足下面三个公理:①有效性公理;②对称性公理;③可加性公理。如果满足上述三个公理,则Shapley值存在唯一解:

$\phi {}_i({\rm P})={\displaystyle \sum _{i\in A}\frac{(|A|-1)!(n-|A|)!}{n!}}[{\rm P}(A)-{\rm P}(A/i)](8)$

其中|A|表示联盟A中局中人的个数,P(A)为联盟A的总收益,P(A/i)表示局中人i离开联盟A后联盟的收益值。

3 算例分析

以某地区发生地震灾害为例。由三种运输方式T1(公路运输)、T2(水路运输)、T3(空运)把应急资源从应急资源中心c运到灾区需求中心d,全体局中人集合记为N={T1,T2,T3};e,f,g为资源中转站,它们之间进行资源转运不存在资源损失。假设T1、T2、T3的调度损失率分别为10%,5%,15%,应急资源中心需要调度的资源量为100个单位,各运输方式的调运量如图3所示。

分析:应急资源调度以如下三种情况进行分析:

(1)非合作博弈

非合作博弈即各种运输方式单独进行资源调度,相互之间不存在合作,其调度方式如图4所示。

T1的资源损失为U(T1)=27-19×(1-10%)=9.9

T2的资源损失为U(T2)=37-37×(1-5%)=1.85

T3的资源损失为U(T3)=36-26×(1-15%)=13.9

资源调度损失总量:

fno-cooperative=U(T1)+U(T2)+U(T3)=25.65

(2)部分合作博弈

部分合作博弈又分三种情况:①T1与T2合作;②T2与T3合作;③T1与T3合作。

①T1与T2合作博弈

首先由T1从c调运27个单位应急物资到e,接着从e转运8个单位的应急资源给f,然后统一由T2完成调度,其资源调度如图5所示。

T1与T2合作博弈调度资源损失为U(T1,T2)=27+37-19×(1-10%)-(37+8)×(1-5%)=4.15

T3的资源损失为U(T3)=36-26×(1-15%)=13.9

资源调度损失总量:

f1=U(T1,T2)+U(T3)=4.15+13.9=18.05

②T2与T3合作博弈

T2与T3合作博弈调度的情况分析与①类似,其资源调度如图6所示。

T2与T3合作博弈调度损失为U(T2,T3)=37+36-26×(1-15%)-(37+10)×(1-5%)=6.25

T1的资源损失为U(T1)=27-19×(1-10%)=9.9

资源调度损失总量:

f2=U(T2,T3)+U(T1)$=6.25+9.9=16.15$

图6 T2与T3合作博弈资源调度

③T1与T3合作时,由于这两种运输方式之间不存在资源的转运,故该种方式与非合作博弈情况是相同的,其资源调度损失总量为f3=fno-cooperative=25.65。

由于f2<f1<f3,故部分博弈调度中,T2与T3合作是较优的。

(3)完全合作博弈

采用Shapley值法求解最优调度方案并计算出调度损失。

首先,在不考虑损失的情况下,不同联盟的收益函数如下:P({T1})=19,P({T2})=37,P({T3})=26,P({T1,T2})=64,P({T1,T3})=45,P({T2,T3})=73,P({T1,T2,T3})=100。

根据方程(8)求解如下:

$\begin{array}{l}\phi {}_{{\rm T}{}_1}=\frac{0!2!}{3!}[{\rm P}(\{{\rm T}{}_1\}-{\rm P}(\varnothing ))]\\ +\frac{1!1!}{3!}[{\rm P}(\{{\rm T}{}_1,{\rm T}{}_2\})-{\rm P}(\{{\rm T}{}_2\})]\\ +\frac{1!1!}{3!}[{\rm P}(\{{\rm T}{}_1,{\rm T}{}_3\})-{\rm P}(\{{\rm T}{}_3\})]\\ +\frac{2!0!}{3!}[{\rm P}(\{{\rm T}{}_1,{\rm T}{}_2,{\rm T}{}_3\})-{\rm P}(\{{\rm T}{}_2,{\rm T}{}_3\})]=23\end{array}$

同理可求φT2,φT3,即φT2=46,φT3=31。

根据文献[11]可知φ=(23, 46, 31)可作为三方博弈的调度方案。同时可以验证φ满足(6)和式(7),因此φ是该博弈的核心,从而φ=(23,46,31)为三种运输方式的最优调度方案。

再考虑资源调度损失,调度到灾区的资源量为P=23×(1-10%)+46×(1-5%)+31×(1-15%)=90.75,其资源调度损失总量为fcooperative=100-90.75=9.25。

通过对以上不同情况的具体分析得知:fcooperative<f2<fno-cooperative,即按照Shapley值法求解的调度方案使得资源调度总损失量最小,故为最优调度方案。

4 结语

基于以往关于应急资源调度大多都集中于一种运输方式来进行研究,这明显是与实际情况不相符的。事实上,非常规突发事件发生后,往往需要使用多种运输方式进行应急资源的协调调度,文中通过对调度过程的具体分析,首先设计了应急资源调度的多模式分层网络。在此基础上,以博弈论为工具,建立了基于不同运输方式的应急资源合作博弈调度模型并给出了相应的求解算法即Shapley值法。最后的算例分析表明这种新的反映多种运输方式联合调度应急资源的策略和模型具有实用价值和理论价值,同时也对应急管理者进行调度决策提供技术支持。另外,所建立的模型还存在不足之处,例如,在模型中没有把调度成本和运输时间考虑进去,不过这正是作者下一步深入研究所要解决的问题。

应急合作 篇5

关键词：自然灾害,救援行动,应急物流,合作

我国是自然灾害危害最严重的国家之一,灾害种类和发生频率都高于世界平均水平。频繁发生的灾害,如果得不到及时救援,不仅会造成生产的巨大破坏和人员伤亡,还会影响社会的安定甚至造成生产力倒退。因此,如何调动各方面力量,提高救援的覆盖范围和救援效率已经成为我国面临的一个亟待解决的重要课题。

从近年来我国连续发生的大规模自然灾害来看,虽然灾害发生时,我国政府和社会各界都会采取各种相应的应急手段开展救援活动,但效果仍不容乐观。例如在2008年发生的512汶川大地震及今年的西南大旱救援中,虽然除政府已经尽力展开的各项救援活动以外,全社会及各民间组织也都在积极捐款捐物,甚至有大量的志愿者直接参与了救灾行动,但在救援过程中仍会有大批的救援物资无法及时送到灾民手中,特别是广大的农村地区,部分灾民仍然因为无法得到及时救助,而遭受了本可避免的损失。究其原因,可以说瓶颈就是灾害发生后的应急物流系统。针对这一问题,从国际经验来看,创新救援过程中的物流组织形式,也是有效提高救援效率和救援覆盖率的重要手段。

一、基本概念及研究现状

(一)基本概念

按照国外定义,灾害救援(Disaster relief)是“外部给予受灾地区人民的帮助的干预活动”[1],亦或与威斯康星大学灾害管理中心的灾害管理(Disaster management)有相同内涵:“旨在对灾害或紧急情况进行控制,并提供一系列活动,帮助受灾地区人民,以避免或减少灾害造成的影响。”其中,救援物资的物流活动是救援行动的核心之一。国内学者欧忠文2004年提出了应急物流的概念:以提供应对自然灾害、公共卫生事件、重大事故等突发性事件所需要的物资为目的的物流活动[2]。本文也将采用“应急物流”一词进行表述。

对于紧急情况的处理和救灾活动,我国一直都是以政府为主导的。随着社会的进步和信息传播手段的发展,近年来已有越来越多的民间组织和国际社会逐渐参与进来。例如汶川地震期间,国内外社会捐赠的款物价值已超过1 200亿元,民间组织如红十字会、中华慈善总会以及壹基金等慈善组织除通过各自渠道积极募集善款、善资外,也直接参与了具体的救灾活动。我国灾害救援活动与应急物流呈多元化发展趋势。各参与方包括:灾民:包括灾区的企业和个人,是救援的对象和救援物资的接受者,同时也是最早进行救援活动的实施者。政府机构:中央及地方的各级政府机构救灾活动的主导,救援的组织者与协调者。多边政府组织和国际组织(IGO):提供技术援助,也是救灾援活动的主要实施者。非政府组织(NGO):除了募集救灾物资款物之外,也会直接参与到救援行动中。这里,我们把参与救援的政府、民间组织以及个人等统称为“救援组织”。

(二)研究现状

针对自然灾害发生时应急物流的研究,国内目前该类文献还不是很多,大多集中在仅从概念、原则层面进行描述的阶段。而国外对这一领域的研究开展较早,已有大量不同层面、不同视角的文献。这些资料主要包括三个层面:一是对快速反应机制、政策和应急体系的研究;二是针对应急方案优化问题的研究;三是应急处理的协同合作研究。

1. 应急快速反应机制。

目前,国内外学者大多从供应链的应急(紧急转运)策略角度或将应急物流系统看作一个类似供应链的协同系统来进行这一领域的研究。例如供应链应急领域有:Philip(1999) [3]对比了紧急运输与订单分割两种方式对物流总成本所产生的影响,Hong-Min et al,.(2000) [4]分析供应链在紧急状态下对物流影响的引力问题,提出通过结合信息共享(EPOS)、供应商控制供应链库存(EXCLE)以及越库运输(ET)三种战略可以大大改善供应链应对突发事件的效果等;救灾物流领域有,Linet&Ediz (2004)[4]对救灾过程中的救灾物流决策支持系统(主要包括救灾物资存储仓库、配送中心、国家运输网络、搜寻和营救小组、协调和调度指挥中心)和多阶段多目标的救灾物资配送问题的研究, 刘北林和马婷(2007)[5]提出构建虚拟应急供应链的构想,这种虚拟供应链的管理分为平时、警戒与战时三个状态。

2. 系统优化策略。

这方面的研究目前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应急物资储备、派发点的选址规划问题,如对地震救灾中搜寻和施救时间最小化的救灾设施选址和构建研究[6];救灾物流储存布局的优化研究[7]等;二是对应急物流的路径规划问题,如直接把应急物流看作对网络最短路径的求解问题[8];或提出应急物流在有容量限制下可归为网络流算法问题,即在给定限制期情况下,用赋权图最小风险路径的选取算法将问题转化为最短路问题的变权迭代[9];还有学者提出了采用模糊层次分析法对应急预案进行选择的指标体系和方法[10]。可见,所谓应急物流的优化问题,其实只是改变了约束条件的通用物流问题。

3. 协同、合作策略。

一般情况下,对于应急物流强烈的时间约束,可以通过基于快速反应的纵向协调来达到任务目标。而供应链管理本身就是一种纵向合作的协调策略[11],供应链绩效直接反应了这种协调能力的高低,这种协调能力表现为五种特性:合作绩效系统;信息共享;同步决策;激励机制和集成运作[12]。由于不同属性的供应链可以相互依存及协调,因此,可以将供应链建设为兼容网络的结构形式[13]。也有国外有学者通过深入的调查和访谈,对实施合作策略可能给物流商带来的机会进行了分析[14],经过综合和梳理,可以归纳为以下方面:增强核心竞争力:如降低空载率、提高设施利用率等;减少非核心活动费用:如培训,合用燃料设施等;降低采购费用:如交通工具,电脑,燃料等;专业化运作并扩大服务;提高服务质量、服务时间,运输频率等方面的可靠性;提升竞标能力;保持市场份额。

对于供应链之间横向合作研究,国内外文献都非常有限,但已有学者对航运和空运业供应链之间的合作采用案例分析方法进行了研究和探索,这些案例显示了通过横向合作节约成本的潜力,特别是在不同行业的联合采购中,这种合作的优势已经逐渐显现出来。

二、应急物流合作及其分析框架

综合分析以上对文献可以看出:虽然应急物流必须面对更为复杂的环境因素和处理大量的特殊情况,其目标与供应链系统的商业目标也有所差异,但从其构成要素和优化方法来看,却仍然具有极强的相似性。因此,救援组织在救灾活动中与既有的社会、企业组织进行合作,利用现有的物流体系是有充分基础的。由于突发性,当自然灾害发生时,救助活动势必在短时间内面临大量的组织、物资筹措、调运、分派等工作。目前,政府救援一般是通过调动一些常备的公共资源系统,如政府机关、军队、武警等的组织和设施来完成应急物流任务。但当灾害的规模和面积较大时,这些公共资源就会显得捉襟见肘,疲于应付,而对民间慈善组织来说情况就更加为甚了。因此,不同属性的救援方都有动机利用即有的社会资源,特别是受灾地区的企业网络与资源来完成救灾行动。

为此笔者从管理学和经济学视角,提出了基于即有商务供应链组织的应急合作的理论及其研究框架:

(一)应急合作研究框架

首先,假设在自然灾害条件下的救援行动,可以采取三种不同的应急物流方案分别为:独立模式(在政府监管下,由各救援组织独立完成应急物流任务);公共模式(救援活动由政府控制,投资建立常备应急供应链系统,灾害发生时由各救援组织共用);合作模式(在政府的监管、引导下,通过政府机构或民间救援组织与核心企业缔结合作协议,以利用企业供应链系统的既有社会资源)。针对这三种模式,可以从合作的结构、合作间的相互关系及合作力度三个维度进行分析,这些维度的因素会对合作策略的模式选择及运作效果产生直接影响。其中,合作的结构包括合作方,方向(横向、纵向)、合作者间的相互关系(竞争、非竞争)、进入与退出及合作伙伴数量;合作对象特性包括:属性、职能范围、协调能力和所属区域;合作力度包括属性(暂时还是永久),职能范围和行动参与度。

分析可知,如果这些救援组织能够与受灾当地的商业供应链建立起合作关系,利用他们的物流网络和信息系统,可以在低成本、高效率的前提下完成救灾物资的紧急调运任务。同时,根据交易成本是“使用价格机制的成本”的定义[15],只要所采取的某种组织形式,其交易成本优于其它,那么这种组织就是有效的。商用供应链组织与救援组织虽然社会属性不相同,它们之间的合作也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横向或纵向合作,但根据交易成本理论,如果商业供应链组织成员的灾害自救和救援组织的单独实施救援行动的成本高于合作模式,那么二者的合作即为有效的。

笔者将应急物流合作理论分为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合作动因研究,另一方面为影响因素分析,并在此基础上尝试提出研究框架如图1所示。

(二)合作动因分析

从参与者视角,可以从交易费用角度用一个函数来表示组织间的合作意愿。Beimborn(2007)[16]基于银行业的采购过程研究,提出了一个用于分析合作意愿的模型框架(如图2所示),该模型描述了一个在合作收益与交易费用(及其相关影响因素)之间进行权衡决策的过程,可以基于这个框架,给出应急物流中各参与方采取合作策略的条件函数。

模型中合作收益等于运作收益与战略收益之和,即BC=BOP+BST。

成本中涉及各作业环节的运营成本都可以假设为线性的并用函数表示,这里我们将组织i的j环节的单位变动成本表示为c${}_{ij}^{{\rm O}{\rm P}}$,固定成本表示为C${}_{ij}^F$,产出为xij时,运营成本为C${}_{ij}^{{\rm O}{\rm P}}$=C${}_{ij}^F$+c${}_{ij}^{{\rm O}{\rm P}}$·xij。当某个商用供应链为j个救援组织提供所有流程的服务时,其总运营成本为:$C{}_{SC}^{{\rm O}{\rm P}}={\displaystyle \sum _i(}C{}_{SCi}^F+c{}_{SCi}^{{\rm O}{\rm P}}*{\displaystyle \sum _{j}x}{}_{ij})$,此时合作收益可以表示为:

$B{}^{{\rm O}{\rm P}}={\displaystyle \sum _{j}C}{}_j^{{\rm O}{\rm P}}-C{}_{SC}^{{\rm O}{\rm P}}={\displaystyle \sum _j{\displaystyle \sum _i(}}C{}_{ij}^F+c{}_{ij}^{{\rm O}{\rm P}}gx{}_{ij}C{}_j^{{\rm O}{\rm P}})-({\displaystyle \sum _{i}C}{}_{SCi}^F+c{}_{SCi}^{{\rm O}{\rm P}}g{\displaystyle \sum _{j}x}{}_j)$

救援活动的不同作业环节间有着非常紧密的联系,所以供应链系统的协调度和紧密度会直接影响运作的绩效。我们把运作过程中由于合作,使用即有商用供应链物流系统而造成的救援环节脱节而产生的损失定义为摩擦成本TCIF,这个成本的大小由供应链系统整合、协调的能力决定;合作中救援组织为适应供应链物流体系(如学习、培训等)产生的费用定义为适应成本TCAD,它由农产品供应链物流体系与应急物流体系的拟合程度决定;我们将发生谈判成本的时段定义为周期t*,成本记为TCN,其大小取决于模型影响因素中的后四个:运作环节的成本、组织间关系、相互信任程度和合作规模。

合作经营过程中(t>t*),存在两类交易成本:协调成本TCC(关系管理的成本,其影响因素与谈判成本相同)和代理成本TCAG(在合作方之间建立信任的成本,受任务复杂程度驱动)。净合作收益即为:BCnet=BOP+BST-TCIF-TCAD-TCN-TCC-TCAG,这样,根据成本-效益原则,只要合作带来的净收益BCnet>0,那么该策略就是有效率的。但必须说明,合作有效率并不代表组织间一定会产生合作的结果,因为无论合作结果能带来多少净合作收益,也只有合作各方单独根据自己的战略评价,都确认合作能给自身带来净收益时,合作才会达成Beimborn, 2007) 下载原图

(三)影响因素分析

虽然应急物流的合作策略可能为各参与方带来福利的改善,但这种策略的实现和实际的运营却是一个十分复杂的过程,会由于各种因素最终造成合作行为的中断或运作效率的下降。Cruijssen,et al,.(2007)[17]在对物流供应商的横向合作进行分析后,对可能阻碍合作的因素进行了归纳和总结。与之类似,应急物流合作中也存在如下障碍:供应链组织与救援组织核心价值的匹配度差异;合作方的可靠度与合作的满意度;储备物资的储存与商业供应链利益的矛盾;救援活动中不同职能活动的分担;由于灾害发生的不确定性,合作双方的远见与耐心的矛盾; 合作中一般较大一方会占有更多利益,这就会造成利益[18]。这种结构加上我国由于受传统和制度的双重影响而极度分散的农业经营模型,使农产品供应链涉及面更广,结构更复杂:它一头连接着广大作为基本生产单位的农家,一头延伸到集中于城市的居民,还涵盖了大量承担农产品集散、运输功能的流通业者。这虽然在一方面会增加供应链管理协调难度,但同时也使得更大广大的农产品从业者可以在供应链管理模式的建设、推广中受益。

(二)救援合作分析

1.协同动机。

协同合作可以界定为:“两个(或以上)的不同组织,通过集中彼此资源实现共享以获得更大收益”[19]。大多数自然灾害(如旱涝灾害,地震、海啸等)发生时,往往都会给受灾地区的农业带来巨大的破坏,具体受害者亦即该地区的农产品供应链组织成员。所以,对于救援减灾,作为受灾者的当地成员会比非灾区人员更加迫切、更加期望,对于亲自投身参与应急物流的救灾过程也更加积极,具有参与救援行动的动机和能力。同时,救援组织从成本和效率角度考虑,也具有采取合作策略以利用社会系统的动机。因此,在这种基于与农产品供应链组织进行合作的应急物流模式之下,一方面救援组织可以以较低的成本和较高的效率完成救援任务;另一方面商用供应链也可以更快捷的完成灾后重建,恢复生产。可见,合作双方均可能通过这种横向协同,获得各自的期望收益,从而形成合作关系的动力。

2.合作动因。

在应急物流中,与农产品供应链的合作意味着这种合作必须有助于提高应急物流采购、运输存储及派发等流程的相应绩效,也可以说交易成本应低于非合作状态。应急物流的展开与企业供应链的流程是一致的,即按照采购、存储、运输、派发的步骤进行。为了判断在每个步骤中形成横向合作的条件,下面对主要环节进行合作的净福利贡献进行分析。

(1)采购。

在应对灾害的救援行动资金运用中,救灾物资和装备的采购占有很大的比重(据估计救灾费用中约80%用于应急物流,其中采购约占65%,运输仓储派发占15%)[20],这就使采购成为控制应急物流成本的重要杠杆。自然灾害发生后,面向乡村的生产救助往往需要大量生活用品和农资农具。与救援组织相比,农产品供应链组织对其成员的实际需求更为了解,并且对这些物资的供应商具备更强的讨价还价能力及专业知识,通过合作可以提高救援的采购能力。当多个救援组织同时与当地核心企业合作时,这种能力还能得到进一步强化。这样,合作的效用主要是从两个方面体现出来的,一是规模采购导致谈判能力的提高,降低显性费用;二是利用供应链的组织效能,降低隐性费用。

(2)仓储。

仓储方面,至少可以有三个方面的协同效用:一是充分利用仓储设施、设备和仓储人员,以形成规模经济;二是可以利用农产品供应链组织既有的仓储、运输网络产生救援的网络效应,缩短交货时间和运输距离;三是可以利用供应链组织既有的管理协调能力,降低库存,提高库存周转率,减少物流过程中的物资损耗。

(3)运输。

在运输方面,可以充分利用农产品供应链既有的干、支线运输网络和运输能力,实现合理化运输,降低单位运输成本,同时也可以避免由于救援时由于大量车辆的涌入而造成灾区的交通拥堵。如果农产品供应链中已建有智能运输管理信息系统,则还可以帮助救援组织及社会捐助人对物资流向进行实时监督和调配。

(三)农产品供应链救援合作模型

灾害发生时,作为农产品生产商的农户就成为救援对象(包括但不限于);供应链中农产品的收购及初级加工点在灾害发生时就可直接转变为救援物资派发中心;在平时作为整个供应链领导者与协调者的核心企业,灾时就与救援组织合作,成为应急物流的指挥中心;一般位于都市或其周边的批发中心或农产品配送中心在灾时的职责则转化为救援物资的临时调运中心,与救援物资的捐助者及供应商直接相连。农产品供应链的运输体系在此过程中也可以直接转化为救援物资的运输体系。这样,就形成一种基于“平时生产,灾时救援”理念的双向供应链模型结构,这种供应链结构模型可以根据实际需求,分为商用与应急两种运作状态:

1. 商用状态:

平时,农产品供应链负责将位于乡村部的大量生产者所提供的农产品通过其物流系统提供给位于都市部的众多消费者,供应链的组织、运作和协调由核心企业负责。

2. 应急状态:

当自然灾害发生时,农产品供应链转换为应急状态,此时物流系统逆向运作。由位于都市部的大量捐助者或供应商提供的救援物资通过应急物流体系输送到灾区广大灾民手中。核心企业仍然负责这一过程的组织、运作和协调,救援组织负责募捐和监督。

通常,农产品供应链的核心企业及其组织成员为了获得更高的“联盟剩余”,往往会通过各自努力及信息系统投资、网络优化等手段,使整个系统达到一种最优或次优的稳定状态。这种经过优化的系统在运作应急物流时,势必比重新构建一套全新系统,或由不具专业能力的救援组织运营,更具效率和经济性。由于某些自然灾害(如地震、洪水、海啸等)会造成通讯、交通系统的阻断和瘫痪,这也是供应链自身安全所面临的重要风险之一[21]。如果这种合作能够达成,从供应链自身的安全角度来说,也可以通过知识溢出、风险管理投资等提高自身的抗风险能力。

四、结论与建议

本文跟据应急物流的特点,采用管理学中的影响因素分析和经济学中的交易费用理论,构建了应急物流合作理论的研究框架。并以农产品供应链为例,分析了商用供应链作为自然灾害救援背景下应急物流体系的应用前景和“平时生产,灾时救援”的双向供应链模型的可行性。经过这些探讨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1. 救援组织与农产品供应链等商务组织虽然分属不同的社会属性及有着不同的组织目标,但是由于商务组织基于社会责任及风险管理的战略考虑与灾害救援组织最大限度地减少灾害损失的目的存在一致性,因此,都具有动机在救援活动的运作层面进行广泛合作。

2. 由于应急物流流程与商务供应链的结构存在一定契合度(本文中为针对农产品供应链的分析),所以供应链物流系统与应急物流系统可能存在兼容性。在自然灾害发生后,即有的供应链物流系统只需稍加改造,就可以直接成为应急物流系统。同时,这种改造还会给其在以后的商务应用中带来正效益。

3. 商务供应链组织通过直接参与灾害救援可以提高企业美誉度,赢得组织成员信任,并在履行社会责任的同时提高供应链的稳定性和抗风险能力,大大提升供应链的价值。

4. 救援组织通过利用即有的商用供应链物流体系,可以更加高效、低成本地完成救援活动,获得其“老板”即社会捐助者和“客户”即受援者的信任,大大提升救援组织的声誉。

5. 这种救援合作虽然存在诸多障碍,但根据这些因素产生的主要原因是信息的不对称和技术性差异,并不存在本质的利益冲突,因此,这些障碍并不是不能克服的。

基于上述结论,本文提出以下政策建议:

1. 转变灾害救援思路,发动群众,群策群力;

2. 将防灾减灾纳入推进产业建设的政策体系中;

3. 建立灾害救助的评价体系,为提高救援活动绩效提供量化依据;

4. 建立更有效的防灾减灾的应急物流体系,并将之与政府政策导向,税收优惠等经济措施联系起来,为应急物流与商用供应链建立有效联系;

5. 可以将商用供应链组织纳入政府应急体制,采取补贴与培训相结合的手段,帮助其设立灾害预警、灾害救援等功能;

6. 引导和帮助非政府人道组织与商用供应链组织建立联系,使双方能在防灾减灾、扶贫救助等更广阔的领域进行合作。

应急合作 篇6

1 中国国际石油合作突发事件应急管理人才培养的必要性

当前, 中国国际石油合作已经进入一个突发事件高频发生的阶段。国际石油合作突发事件应急管理具有高危性、复杂性、专业性、突发性和紧迫性等特征, 加强其人才培养是提高我国国际石油合作突发事件应急管理水平的重要保障。近年来, 随着我国国际石油合作步伐的加快以及全球性与区域性石油合作突发事件频发, 全球化过程中世界主要石油产区面临着剧烈的政治、军事、宗教冲突, 加之我国深海钻井技术还不成熟, 应急管理能力不强等多种因素, 海上和陆上国际石油合作突发事件发生的频率和强度不断增加, 不仅造成了合作双方或多方的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 而且还扰乱社会秩序, 危害社会安全, 破环整个国家或地区的稳定。为了维护合作双方或多方的利益, 非常规状态下中国国际石油合作突发事件应急管理人才培养已成为中国有关政府部门和石油企业必须认真对待的重大问题, 我国急需一支能应对各种国际石油合作突发事件且具备国际视野和较强应急处理能力的应急管理人才队伍。因此, 提高我国相关政府部门及其石油企业应急管理人才应对国际石油合作突发事件的意识和能力, 加强中国国际石油合作突发事件应急管理人才的培养, 已成为我国国际石油合作突发事件应急管理者队伍建设的一项紧迫任务。

中国国际石油合作突发事件应急管理问题具有较强的特殊性, 需要一批具有深厚的专门知识、较强的创造力及开阔的思路的人才队伍的支撑。然而, 在中国国际石油合作突发事件应急管理中不少管理者依然缺乏对突发事件的敏锐察觉能力和紧急处理能力。为此, 必须把加强培养一大批具备应对国际石油合作突发事件应急管理能力的人才作为有关政府部门和石油企业的日常性工作, 使中国国际石油合作突发事件应急管理者具有较强的危机意识、较强的驾驭复杂局势和处理突发事件的能力, 做到临危不惧、沉着果断、从容应对, 及时控制事态向坏方向发展, 并能够在有效时间内恢复石油企业正常生产和生活秩序, 化解社会公共危机。

2 中国国际石油合作突发事件应急管理人才培养存在的问题

近年来, 针对我国国际石油合作领域中发生的一系列突发事件, 如蓬莱19-3油田B平台、C平台溢油事故等, 从中央到地方, 从三大石油总公司到旗下子公司都构建了以“一案三制”为核心的应急管理体系, 制定了一系列以预防为主的应急管理预案, 出台和完善了一系列国际石油合作突发事件应急管理体制、机制和法制, 加强了国际石油合作突发事件预警体系和应急管理机制建设。这些举措有力地促进了我国国际石油合作突发事件应急管理工作步入正规化、系统化和法制化。

但是, 应急预案即使再完善, 在突发事件应对中也离不开人的主观能动性和执行能力[1]。在我国的应急管理体系中, 虽然提出了要加强突发事件应急管理人才培养, 但关于中国国际石油合作突发事件应急管理人才培养方面却迟迟未见响应。在我国国际石油合作突发事件应急管理硬件建设方面取得长足进步的同时, 软件建设方面的问题日益暴露, 突出表现为应急管理人才队伍培养相对落后, 并存在以下问题与不足。

2.1 危机意识淡薄

中国国际石油合作突发事件应急管理人员对国际石油合作中突发事件的严重性和重要性认识不足, 对合作伙伴的技术和管理方式过于信任或疏于监督, 从而导致应急管理者在思想上危机意识淡薄, 行动上缺乏实质有效的管理机制和得力举措, 具体表现在各有关政府部门和石油单位的管理者对应急管理缺乏相应的危机意识, 即便有也仅仅将其和其他工作一样对待, 未做到未雨绸缪, 对应急管理不重视, 对潜在的和已经发生的突发事件普遍缺乏警觉性和应变能力, 甚至当突发事件已经发生并造成重大人员伤亡时还一意孤行地瞒报或谎报真实情况。

2.2 激励保障制度不完善

目前, 我国尚未建立针对国际石油合作突发事件应急管理人才的有效激励保障机制。首先, 国际石油合作突发事件并不是时常发生, 所以其应急管理人才具有“养兵千日用兵一时”的特点, 长时间的“养护”费用使大多数石油企业不愿制定完备的激励保障机制, 特别是物质激励保障机制, 对于这些人才的激励主要是以精神激励为主, 如事后表彰等。其次, 国际石油合作突发事件应急管理具有高危性、复杂性、专业性等特征, 对于应急管理中承担较大风险的岗位, 尤其是针对一线应急救援人员提供的津贴报酬普遍偏低, 其人身保障计划不全面。再次, 应急管理体系中的激励保障规则比较模糊, 对于奖惩原则、奖惩目标、奖惩对象、奖惩手段等缺乏具体、明确的执行标准[2]。最后, 没有依据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来有效分析应急管理人才自身的需求, 从而不能有效激励应急管理人才, 最终留不住人才。

2.3 人才培训缺乏系统化、专业化

一是培训内容过于宏观, 针对性较差。二是过于强调突击培训, 培训过程流于形式, 学员没有学到真正本领。三是培训方式以传统的授课、讲座、报告等形式为主, 案例分析、情景模拟、应急演练等现代化的培训手段较少采用。四是我国虽然有针对其他行业突发事件应急管理人才的培训和演练, 但专门针对石油行业突发事件应急管理进行专业化、系统化的培训和演练还为实较少, 针对国际石油合作突发事件应急管理人才的培训和演练就更寥寥无几。据不完全统计, 2008年至今由政府主导的具有实质性意义的有关中国国际石油合作突发事件应急管理人才的培训演练共有2次, 分别是2008中国 (山东) 海上搜救及西北太平洋行动计划“中韩海上溢油应急联合演习”, 2009西北太平洋行动计划“中日俄韩溢油应急通信演习”[3]。

2.4 人才缺乏有效整合

现有的应急管理人才体系不能有效整合各方面的应急管理人力资源, 具体表现为:一是没有对应急管理人才进行有效分类, 从而不能依据突发事件的性质、类型、危害程度来有效配置应急管理人才, 可能犯供给与需求不对称的错误。二是没有把内部人才资源和外部人才资源进行有效调配, 从而不能把各种人才的思维方式、知识、技能进行优势互补。三是没有建立国际石油合作突发事件应急管理人才数据库。

2.5 国际型人才偏少

目前, 中国缺少一批既有经济头脑和管理经验、又懂专业技术、与跨国经营相匹配的高素质应急管理人才, 这已成为中国国际石油合作突发事件应急管理的重要障碍。如果在进行国际石油合作突发事件应急管理时, 应急管理人员不了解该国或该地区的传统文化, 不懂其语言文字, 不具备相应的管理协调能力和动员能力, 就很难与其形成良性互动, 更不要说在应急管理中收集信息、担任翻译及处理其他工作了。如中石油在沙特的钻井项目, 因司钻不能用英语正常交流, 不得不从菲律宾等处高薪聘请[4]。

3 中国国际石油合作突发事件应急管理人才的能力要求

拥有优质高能的人才是实施人才强国战略的重要保障, 人才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第一资源, 应急管理人才是应急管理体系的主体和基本支撑, 加强我国国际石油合作突发事件应急管理人才队伍建设是提高我国国际石油合作突发事件应急管理水平的根本保证。因此, 我国国际石油合作突发事件应急管理人才除了必须具备有应急管理专业知识外, 还必须具备有信息整合能力、风险识别能力、环境适应能力、协同能力以及外语能力等多方面的综合素质和技能, 才能适应复杂的国际石油合作突发事件应急管理工作的需要。

3.1 较强的专业能力

中国国际石油合作突发事件应急管理工作的复杂性和专业性要求应急管理人才必须掌握相关应急管理领域的专业理论知识, 同时还要具有扎实的应急管理实践功底和现场操作技能, 此外还应该具有敬业精神和吃苦耐劳的素养, 才能保证国际石油合作突发事件应急管理工作的科学性和有效性。

3.2 较强信息整合能力

国际石油合作突发事件应急管理工作具有国际性, 应急管理现场和场外各种信息流极大, 应急管理人才必须具备较强的信息检索能力、信息分析能力、信息甄别能力、信息整合能力和信息传播能力, 才能在错综复杂、混乱无序的信息流中获取有价值的信息, 为应急管理预警、决策、处置、事后恢复等提供重要参考价值, 从而达到化解危机, 甚至化险为夷的效果。

3.3 较高的风险识别能力

国际石油合作突发事件的突发性要求应急管理人才具备未雨绸缪、常备不懈的风险意识, 能对国际石油合作突发事件中的各类风险及关键风险点进行有效评估和分析, 对可能产生的致灾因子保持高度警惕, 能迅速对已经发生的突发事件作出风险评估, 对其破坏性和可能产生的不良后果进行科学合理地评估分析, 并且具有权变思维, 能够随着突发事件事态条件的改变及时合理地调整对于风险的判断。

3.4 较强的环境适应能力

Polkas等发现, 适应性表现的好坏对各种类型的工作都是相当关键的[5]。在中国国际石油合作突发事件应急管理中, 突发事件的复杂性和突发性要求应急管理人才在进行应急处置时, 必须对陌生的不断变化的, 甚至是极端的外部环境应表现出良好的环境适应能力, 能够在不同的环境下正常工作, 否则将难以有效执行应急管理任务。中国国际石油合作突发事件应急管理人才的环境适应能力主要包括应对复杂多变环境的灵活度、掌控能力、快速反应能力、决策能力等[6]。比如, 在蓬莱19-3油田的溢油事故中, 应急处置人才必须快速适应海上作业环境, 以提高应急处置效率。

3.5 良好的协同能力

国际石油合作本身具有高度的协同性, 在复杂的国际石油合作突发事件处置现场, 多数应急管理任务都不能单凭个人能力完成, 应急管理人才更加需要具备协同作业能力。因此, 中国国际石油合作突发事件应急管理人才必须具备良好的群体协同能力和团队合作能力, 强化合作精神, 能够与国外应急管理人员共同配合完成中国国际石油合作突发事件应急处置任务。在实践中, 某一具体中国国际石油合作突发事件的应急处置往往需要各行各业的专业人才, 同一专业人才也可能参与不同突发事件的应急处置, 而且还要根据突发事件的动态发展对应急管理人才进行适时调配。所以, 作为一个团队的中国国际石油合作突发事件应急管理人才, 需要对队友加深了解, 增强信任感和默契感, 建立起团队成员之间的良好协作精神和协作能力, 达成共识, 高效率地完成应急处置任务。

3.6 较强的沟通能力

语言沟通是合作的基础, 中国国际石油合作突发事件应急管理人才必须具备较强的外语沟通能力, 并适当了解国际通用的肢体语言。按照国际惯例, 国际场合一般用英语交流, 这是国际石油合作的一大特征。因此, 掌握以英语为主的一门或多门外语是对国际石油合作突发事件应急管理人才的基本要求。如果中国国际石油合作突发事件应急管理人才不通晓国外合作方的语言文字, 不了解对方的传统文化, 必将难以在应急处置现场和对方形成良性互动, 更收集不到有价值的信息, 甚至会导致沟通障碍, 产生信任危机, 最终影响应急管理效果。

4 中国国际石油合作突发事件应急管理人才培养途径的构建尝试

4.1 增强危机意识

《国家突发公共事件总体应急预案》明确指出:要高度重视突发事件应急管理工作, 常抓不懈, 防范于未然。增强忧患意识, 坚持预防与应急相结合, 常态与非常态相结合, 做好应对突发事件的各项准备工作[7]。有什么样的思想, 就有什么样的行动, 有什么样的行动, 就会有什么样的结果。中国国际石油合作突发事件应急管理人才要把应急管理工作做好, 必须首先得从思想意识入手, 强化应急管理人才的危机意识。

因此, 中国国际石油合作突发事件应急管理人才必须树立起良好的应急理念, 在行动上有实质有效的管理机制和得力举措, 各有关政府部门和石油单位的管理者对应急管理工作要有相应的危机意识, 把国际石油合作突发事件的应急管理工作和其他工作一样对待, 做到未雨绸缪, 对应急管理高度重视, 对潜在的突发事件保持高度警觉, 对已经发生的突发事件要提高应变能力。

4.2 完善制度建设

4.2.1 完善激励保障机制。

有效的激励机制是改善应急管理人才资源开发的必然要求[2]。针对我国国际石油合作突发事件应急管理人才激励保障机制存在的问题, 运用激励理论和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 从以下两方面来完善激励保障机制。

首先, 要重视激励保障机制在中国国际石油合作突发事件应管理人力资源开发中的作用, 完善应急管理人才激励保障机制, 增强激励保障机制系统性。打破条块分割的部门格局, 反对同工不同酬的薪酬制度, 建立系统的国际石油合作突发事件应急管理人才激励保障机制, 提升激励保障政策层次, 提高激励保障政策的公平性、系统性, 改善激励保障效果。

其次, 根据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 分析不同类型中国国际石油合作突发事件应急管理人才的需求, 根据其需求的差异性来制定激励保障政策。在制定激励保障政策时, 要灵活运用管理学、心理学、社会学等研究领域成果为理论依据, 采用科学的方法和手段, 对不同类型的中国国际石油合作突发事件应急管理人才的需求进行调查, 在尊重个体差异的基础上, 重点分析各类应急管理人才最重视、最具倾向性的公共需求, 从而为不同类型应急管理人才提供差异化的激励保障服务。

4.2.2 完善配套制度。

从国际发展态势和我国的实际情况来看, 加强中国国际石油合作突发事件应急管理人才培养必须要建立和完善相应的配套制度。

第一, 建立中国国际石油合作突发事件应急管理人才队伍的行业标准。这包括综合性专业应急管理人才队伍的认定或建设标准, 第三方应急管理人才队伍参与中国国际石油合作突发事件应急处置的准入标准等。

第二, 中国国际石油合作突发事件应急管理人才的补偿机制。这包括企业、志愿者、第三方等应急管理人才在参与应急处置后获得补偿的渠道和标准等。

第三, 建立中国国际石油合作突发事件应急管理人才的考核评估机制。各种应急管理人才队伍在应急管理方面都有一套硬性指标, 并参加考核评估。考核评估应当体现开放性的原则和奖罚分明的和原则。

第四, 建立中国国际石油合作突发事件应急管理人才心理干预机制。在应急管理或应急处置过程中, 应急管理人才身体上面临各种风险, 在精神上承受着巨大压力。因此, 平时的培养过程中应对他们进行心理辅导, 加强他们在非常规情况下的抗压能力。在应急处置之后, 则对他们提供及时的心理咨询, 防止其出现心理危机。

4.3 全方位培训

现代企业管理思想认为:培训是对员工的最好福利[8]。既如此, 那么为了提高中国国际石油合作突发事件预防和应急处理能力, 应急管理人才就要积极参加应急管理的教育和培训。世界上没有一起完全相同的国际石油合作突发事件, 事件原因可以相同, 但发生环境、发展过程绝对不会相同, 因此, 应急救援是复杂而危险的。认真学习相关安全操作知识、应急处置方法, 是应急管理人才提高应急处置能力的保证。中国国际石油合作突发事件应急管理人才的培训应从以下两方面着手。

一是要完善分类分层中国国际石油合作突发事件应急管理人才培训模式。我国国际石油合作突发事件应急管理人才的培训应该做到“对症下药”和“因材施教”。对为我国国际石油合作突发事件应急管理决策提供智力支持的专业研究人员, 要提高他们的政策研究和分析能力, 发挥他们的参谋优势;对担任应急管理的领导干部和公务人员, 要着力提高他们防范和应对突发事件的应变能力和指挥、协调能力;对参加中国国际石油合作突发事件应急管理现场处置的一线人员, 要重点培训他们处置各项复杂突发事件的实践操作能力;对普通公众要加大国际石油合作突发事件应急管理的科普宣传。

二是要科学设定中国国际石油合作突发事件应急管理人才培训内容。从国际总体的发展趋势来看, 国际石油合作突发事件应急管理人才培训正从单技能、单能力向综合的、全面的、全流程的应急管理培训方向发展, 成为多学科交叉支撑的前沿培训领域。从中国国际石油合作突发事件应急管理的实际来说, 其培训内容应包括以下4点:第一, 国际石油合作突发事件应急管理的基本理论和技能培训;第二, 预测与预警、响应与处置、恢复与重建、动员与协调等应急管理关键流程培训;第三, 与国际石油合作突发事件应急管理有关的各种专业技能培训;第四, 志愿者与公众的教育培训。

三是要加强中国国际石油合作突发事件应急管理人才培训保障措施。第一, 要加强培训组织与实施机构之间的互动合作。我国应该将中国国际石油合作突发事件应急管理人才培养的组织机构和实施机构密切结合起来, 注重产、学、研结合, 充分发挥高校、科研机构、专业培训组织等在培训理论与实践教学方面的优势。如国家海洋局北海分局与西南石油大学联合举办石油工程培训班。第二, 加大对中国国际石油合作突发事件应急管理人才培训师资的培养力度。政府应鼓励各级相关政府部门加强与高校和研究机构的合作, 充分发挥科研院校的智力优势和政府等实务部门的领导与专家的实践优势, 组成一支高水平、跨学科的研究与培训队伍, 并在此基础上, 组建中国国际石油合作突发事件应急管理研究与培训机构, 在进行应急管理研究的同时培养应急管理研究型人。

此外, 培训内容不要过于宏观, 要有针对性;培训过程要步步为营, 稳扎稳打, 不流于形式, 保证学员学到真本领;培训方式要多样化, 除了以传统的授课、讲座、报告等形式外, 应多采用案例分析、情景模拟、应急演练等现代化的培训手段。

4.4 整合人才资源

以国家应急管理部门应急管理人才资源融合为突破, 实现中国国际石油合作突发事件应急管理人才优势的良性聚集, 把中国国际石油合作突发事件应急管理的各方面专家联合起来, 把他们的思想、知识、技能、经验等汇聚起来, 进行优势互补, 发挥他们在中国国际石油合作突发事件应急管理中的“拳头”作用。此外, 中国国际石油合作突发事件应急管理涉及各行各业的专业人才, 应当在人才整合的基础上, 建立中国国际石油合作突发事件应急管理人才数据信息库, 把各行业、领域人才的特长、专业技能等信息录入数据库, 进行分类汇总, 统一管理, 并定期对数据库进行维护和更新, 为中国国际石油合作突发事件应急管理提供人才储备力量。一旦发生国际石油合作突发事件, 有关部门就可以根据突发事件的类型、性质、规模等信息从数据库中调取相应的人才去处置。

4.5 借鉴发达国家 (地区) 的经验

与发达国家和地区比较, 我国国际石油合作突发事件应急管理专业人才的培养是比较落后的[9]。如美国有几十多所高校开设了与国际石油合作突发事件应急管理有关的专业和培训项目, 台湾、新加坡、日本等灾防工作较好的国家和地区, 在国际石油合作突发事件应急管理人才培养上也有很多的经验值得我们借鉴。

我国参与国际石油合作起步较晚, 缺少经验, 国际石油合作突发事件应急管理人才培养, 在发达国家已经走过了数十年的历程, 他们在国际石油合作突发事件应急管理人才培养方面积累了许多实践经验, 取得了许多成果, 这些经验和成果是一笔经过长期实践得来的无价之宝。认真借鉴、运用这些经验成果, 充分结合中国国际石油合作突发事件应急管理人才培养的实际, 创造性地开展工作, 我国国际石油合作突发事件应急管理人才培养就会少走弯路, 多走捷径, 用几年、十年时间走完发达国家十年、几十年走完的路。我们应该认识到差距, 找出自身的问题, 采取具体的措施, 提高我国国际石油合作突发事件应急管理人才的应急处置能力。

4.6“第三方”人才培养

在中国国际石油合作突发事件应急管理中, 第三方人才的参与是政府应急管理人才有益而必要的补充。特别是随着政府从“全能政府”向“有限政府”的转变[10], 第三方人才在中国国际石油合作突发事件应急管理中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单纯依靠政府的应急管理人才存在着很大的弊端, 其主要表现是:其一, 政府所控制的人力资源有限, 在应对国际石油合作突发事件的各种应急管理时往往显得捉襟见肘;其二, 政府的响应相对迟缓, 特别是不能对首次出现的国际石油合作突发事件进行有效的应急管理。

然而, 第三方汇集着大量掌握中国国际石油合作突发事件应急管理相关技术的人才, 他们是国际石油合作突发事件应急管理的宝贵人力资源。第三方组织组成的基础是成员具有一方面的思想共识、志趣偏好或专业技能。通常, 这些技能往往可以在中国国际石油合作突发事件应急管理过程中发挥巨大的作用。比如, 国外紧急救援产业最初就发源于登山爱好者组织, 他们利用自身的专业技能, 频繁地开展山地搜索活动。一些无线电爱好者组织的通讯设备可能会在中国国际石油合作突发事件应急管理中大显身手。因此, 引入第三方, 对中国国际石油合作突发事件应急管理人才的成长具有重大意义。

为此, 我们应该在中国国际石油合作突发事件应急管理人才培养体系中将第三方组织或机构吸纳进来, 并根据其自身的特点, 找到与应急管理的结合口, 为中国国际石油合作突发事件应急管理人才培养献言献策。同时, 政府应急管理部门还要与第三方建立全方位的应急伙伴关系, 对第三方组织的国际石油合作突发事件应急管理人才予以指导, 并在设备、演练等方面给予必要的资金支持。

摘要：当前, 中国国际石油合作突发事件应急管理人才培养存在危机意识淡薄、激励保障制度不完善、人才培训缺乏系统化和专业化等问题。中国国际石油合作突发事件应急管理人才需要较强的专业能力、较强信息整合能力、较高的风险识别能力等能力。应从以下6个方面来构建中国国际石油合作突发事件应急管理人才培养途径:增强危机意识、完善制度建设、全方位培训、整合人才资源、借鉴发达国家的经验、“第三方”人才培养。

关键词：国际石油合作,突发事件,应急管理,人才培养

参考文献

[1]薛澜, 王郅强, 彭宗, 等.我国应急管理人才培训体系的现状与发展[J].中国应急管理, 2011 (8) :12-17

[2]唐华茂.我国应急管理人才激励问题研究[J].经济管理, 2011 (4) :96-101

[3]中国政府网.应急管理[EB/OL]. (2009-09-01) [2009-04-13]http://www.gov.cn/yjgl/yjpxyl.htm

[4]赵松.国际石油合作中的问题与对策[J].中国石油化工, 2009 (4) :62-63

[5]POLKAS E D, SARA M A, DONOVAN K, et al.Adaptability in the Workplace Development of Taxonomy of Adaptive Performance[J].Journal of Applied Psychology, 2008 (5) :37-40

[6]唐华茂.应急管理人才队伍建设研究[J].中国行政管理, 2010 (12) :14-17

[7]国务院办公厅.国家突发公共事件总体应急预案[EB/OL]. (2013-09-12) [2006-01-08]http://www.china.com.cn/chinese/law/1086058.htm

[8]应急救援系列丛书编委会.应急救援法规标准与释读[M].北京:中国石化出版社, 2007:31

[9]刘春平.应急管理知识体系与人才培养途径[J].中国应急救援, 2010 (6) :4-6

应急合作 篇7

本次会议由《数字通信世界》杂志社承办, 并得到了国家无线电监测中心、中国卫星导航定位应用管理中心、公安部科技信息化局、新华通讯社通信技术局、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全军远程医学信息网管理中心、中国交通通信信息中心、水利部水利信息中心等单位的大力支持。7月4日上午, 鑫诺卫星通信有限公司总工程师段平平、大唐电信科技产业集团副总裁兼总工程师陈山枝、中国电信上海公司应急通信局副局长桑逾方、中国交通通信信息中心张烁、水利部水利信息中心高广利、中国联合网络通信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机动通信局吴时东等嘉宾先后做了报告。当天下午, 会议由电子和嘉宾还有中国航天科工集团原总经理夏国洪、新华通讯社通信技术局副局长陈明祥、国家无线电监测中心党委书记薛永刚、全军频管办副主任宋春林等。与会领导还为“中国卫星应用先进单位”颁奖。工业出版社总编辑刘九如主持, 北京数码视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美国卫讯全球有限公司、美国康泰易达公司、时代华睿 (北京) 科技有限公司、北京国通创安报警网络技术有限公司、丹麦泰纳有限公司、中国航天科技集团等公司代表分别做了演讲。以下是在大会上致辞和作专题演讲的嘉宾讲话摘要:

电子工业出版社社长敖然

应急通信是国家公共安全应急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是国家开展防灾减灾工作的重要保障手段, 关系到应急管理体系的整体效能, 对保障经济社会发展、国家安全和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具有重大意义。我国应急通信建设始终坚持应急通信与国家突发事件应急体系建设相统一;坚持应急通信与国家防灾减灾工作相适应;坚持应急通信与经济社会发展相协调, 统筹考虑应急通信工作的各个方面;满足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的总体要求, 为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 促进社会和谐发展提供保障。同时, 我国应急通信工作依然需要研究应急通信持续健康发展的政策法规环境, 适应需要的应急通信的保障体系建设以及可持续发展产业链, 并扩展军民融合式发展道路, 不断强化应急通信优先的服务能力建设, 进一步完善应急通信预案、体制、机制、法制, 健全指挥管理和综合支撑体系, 提升网络保障和装备、储备能力, 完善装备更新体系建设和国家应急体系支撑基地建设, 组建专业保障队伍等。

工业和信息化部软件服务业司司长陈伟

2012年12月27日, 我国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北斗卫星导航系统正式提供亚太区域服务, 为国防和国民经济发展提供了重要保障, 这也为我国打造天、空、地一体化通信网络提供了非常重要的基础。近些年来, 在国内外的历次重大自然灾害的救灾中, 卫星通信发挥了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发展实践也充分证明, 作为一个大国, 我国必须要有自己的卫星通信应急体系。要想把卫星应急通信做好, 就必须做好卫星的应用, 尤其是在重点领域、重点行业的应用。应急通信已经向着语音化、网络化、视频化、北斗化的方向发展, 因此, 卫星通信也要紧跟这个发展方向, 做好各个环节的工作。

工业和信息化部电信管理局巡视员张迎宪

新形势下的应急通信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一是要求应急通信从传统的救灾应急和重大活动的通信保障, 向如何高度统筹各类通信网络资源、满足国家需要的方面转变;二是在体系建设方面, 要求从单纯的通信手段建设, 如何向综合性保障体系建设方面转变, 要求建立综合性的体系化、智能化、信息化的信息通信保障体系;三是在工作的重心上, 要求从事后的应急处置保障, 向事前的预警、预防和监测方面转变, 要在日常建设中, 注重增强通信基础设施的容灾和抗险能力, 注重做好突发事件的监测预警分析, 并提高工作通信网的预警信息的发布能力等;四是在技术手段方面, 要求从侧重使用传统的通信业务, 向应用先进的技术和新业务的方面转变。

公安部科技信息化局副局长马晓东

公安系统需要利用现代的新的通信信息技术, 构建一张安全可靠的应急通信网络, 从而更好地服务社会。救灾和公共保护对应急通信的需求很大很高。在应对重大事件、突发性事件、灾害性事件的时候, 应急通信是不可缺少的, 卫星通信作为应急通信的最可靠方式, 更是受到重视。随着卫星通信技术的发展, 我们希望卫星通信能够更好地和地面通信网络融合, 把宽带PPDR (救灾和公共保护) 网络能够做到天地一体。因此, 我们希望有关企业共同努力, 开发出一套既适合于中国, 也适合于其他发展国家需求的、且满足应急通信需要的天地一体的宽带网络产品, 在公共保护和救灾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工业和信息化部无线电管理局副局长程建军

应急通信与无线电管理密切相关, 我国从无线电管理的角度, 出台了很多关于应急通信的政策, 也做了很明确的频率划分。应急通信是摆在全世界通信人面前的共同课题, 世界各国都非常重视应急通信, 所以国际电信联盟关于应急通信也做了一些规定。信息社会世界高峰会议 (WSIS) 第二阶段会议上通过的《信息社会突尼斯议程》:“尽快建立与国家和区域网络相连接的、基于标准的监测和全球预警系统, 并为在全球范围内对灾害做出应急响应提供便利 (特别是在高风险区域) ”。现代电信技术是减灾和赈灾工作的一项基本工具, 电信和ICT对现场救援人员安全发挥着关键作用。国际电联《2012-2015年战略规划》中“在极其紧迫的情况下需要将电信/ICT和现代技术的有效运用作为灾害预测、发现、早期预警、减灾、管理和赈灾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 被视为此时期国际电联的一项重点工作。此外, 国际电联第646号决议针对公共保护和赈灾也明确了相关规定, 同时确定了频率范围用于公共保护和赈灾, 并不排除这些频率中所划分业务中的任何应用使用这些频率, 不排除公共保护和赈灾使用其他频率。

鑫诺卫星通信有限公司总工程师段平平

现阶段, 我国卫星应急通信发展有三个最新特点:一是卫星资源的相对集中和统一, 国家应急网使用了中星10和中星6A;二是卫星应急通信的服务保障方面, 成立了国家应急通信一类保障队伍;三是卫星应急通信的规范化管理方面, 《移动平台地球站暂行管理规定》于2013年7月1日施行。鑫诺卫星通信有限公司于2012年6月1日重新实体化经营, 围绕母公司中国卫通的资源系列全面开展卫星通信地面运营业务, 着力搭建“天地一体”卫星通信综合服务平台。鑫诺公司的整体部署服务于应急通信, 建立“大载波”、“大平台”业务, 共享频率池;无需自建主站, 面向端站使用, 统一调度和管理;开展“保险模式”的商业模式;日常演练, 现场端-端服务。应急通信带动视频业务发展, 视频业务是未来卫星通信发展的业务增长点, 为此, 鑫诺卫星推出云视讯、卫星视频应用与互联网的业务融合, 全力服务应急通信。

大唐电信科技产业集团副总裁兼总工程师陈山枝

应急通信指挥系统是一个跨学科、跨技术的综合应用系统, 具有领域广、技术多、异构性的典型特征, 涉及到公网、专网、异构互联互通、信息安全等多个方面。空间平台是第一时间应急响应的重要手段, 卫星仍是重大灾难现场惟一第一时间即可使用的联络方式。要发展空间平台技术:航天平台要做好低轨道卫星移动通信、卫星遥感、卫星航拍、卫星定位等工作;航空平台要发展飞艇、热气球、无人机等, 实现应急通信、遥感、航拍相结合等;做好空间平台与地面公网、专网融合, 构成天空地一体化应急通信保障技术体系。此外, 还要大力发展机动灵活、适应复杂环境的自组织协同通信技术, 采用宽带多媒体技术, 提高应急处置效率。大唐电信集团的应急通信指挥系统具有完整的解决方案, 多项关键技术、产品拥有自主知识产权, 在全国直辖市、省会城市, 累计建设600多个应急指挥中心, 行业涉及公安、交警、消防、医疗救护、军队、政府机构等。

中国电信上海公司应急通信局副局长桑逾方

应急通信应满足抢险救灾等公共事件的需要;满足国家及政府部门临时或应急通信需求;满足网络能力不足时的需求, 补充及增强局部网络能力, 有效解决网络突发需求;满足大网支撑要求;满足政企客户、社会团体的各类临时或紧急的通信需求。应急通信从实现特殊的通信能力上必须具备以下特性:短时间提供区域性通信能力;应急通信的实现方式和手段多样化;具有跨区域性的通信能力;具有快速响应的流程机制和综合保障的能力;具备熟练专业技能的专业队伍;有精准高效的信息沟通和报送制度;能作为常备通信手段保持使用并随时响应。中国电信上海应急 (机动) 通信局成立于1993年11月18日, 是中国电信上海公司的直属单位, 专业从事机动应急通信服务与保障;是中国电信集团旗下上海地区执行国家应急通信的一类应急通信保障队伍, 拥有各类应急通信与机动通信设施和保障能力与专业卫星通信运营能力, 能融合电信大网提供端到端的整体解决方案。随着近年来的体系、机制不断完善, 装备不断更新, 中国电信应急通信保障体系在全国已形成了更紧密的应急联合体;相信今后多元化的应急通信能力手段、大范围跨域的应急联动响应与支撑保障机制、高效的信息互通, 将使组合联动、天地一体应急支撑与保障演绎得更高效、完美!

中国交通通信信息中心张烁

应急保障具有突发性、不定性、时间短暂紧迫性、技术融合复杂性等特点, 并且面临着以下形势:应对提升应急救援中领导力的有效发挥、应对公众突发事件、应对政府和公众对交通应急处置常态化、应对自然和气候变化所引起的突发事件, 提供信息、决策、救助, 这一切都离不开通信信息交换保障系统。在近些年全球重大事件中的应急通信具有一个共同特点, 这就是移动卫星通信。如今, 应急通信向着实现全程全网、应急联动、机动性强的方向转变。我国的应急通信正向着常态化、网络化、快速部署、机动灵活、可持续工作的目标发展。中国交通通信信息中心所管理的海事卫星通信资源, 是国家投资的移动卫星通信基础设施, 有单独的关口站核心网络设施, 在国内外历次重大突发事件中都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是国家应急通信保障的重要资源。通信信息中心成为国家重要的应急通信保障重要基础力量之一, 我们的阶段性研发成果有便携应急通信箱系列、便携视频箱系列、便携办公箱系列、电源箱系列、机架箱系列。

北京数码视讯股份有限公司多媒体产品线总经理邹箭宇

高清视频应用是应急通信的必然趋势。数码视讯在关键技术方面取得了可喜的突破, 从而使高清视频成为真正意义的高清, 并具有低码率、断流恢复速度快的特点。数码视讯采用特有的压缩算法, 在保证低码率的同时不牺牲视频质量, 高清视频内容包含更加丰富的视频信息, 不是为了追求超低码率而进行“视频内容”的剪裁, 牺牲用户观看的视频信息, 在保证高清分辨率的基础上, 业内最低码率传输, 有效节约卫星链路带宽占用;采用特有传输机制, 保障断流恢复速度在800ms以内。高清回看、远端存储、平台调度、终端分发是数码视讯高清视频在应急通信中实际应用的四大特点。由于前端设备可实现双码流, 并进行高清码流存储, 因此, 在视频监看中可实现高清视频的回看;一路标清码流实时传输, 一路高清码流在前端存储;可实现机载终端、车载终端、船载终端对实时高标清视频的采集, 并具有统一的视频调度系统, 实现指挥中心的统一调度, 并支持二级指挥平台的部署;视频调度系统具有流媒体分发的功能, 可支持多种手持终端不同格式、不同分辨率、不同码率的码流观看和调度。

中国联合网络通信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机动通信局吴时东

中国联通应急通信以北方五个机动通信局为主要力量, 其他各省也配有应急通信设备。应急通信设备包括卫星车、卫星小站、海事卫星终端、VSAT网、短波网、程控交换、便携式微波、无线接入、2G/3G移动网络通信车、视频切换、应急通信电源等。卫星通信可以为应急现场提供话音服务;为恢复移动网络提供卫星中继;提供现场视频信号传输;为科考、探险或在边远地区组织的各项活动提供临时的视频、话音及数据传输;利用卫星中继实现异地电话接入;为重大活动通信保障提供备份路由。小型化、高集成度、快捷、灵活的卫星设备在应急通信中更易发挥作用。高可靠性、低功耗、适应各种恶劣、复杂环境是卫星设备在实施应急通信时的有力保障。高速率、大容量、网络化、IP化是卫星通信的发展方向。

美国卫讯全球有限公司技术总监卓杰

美国卫讯Via Sat是专注于卫星通信领域的高科技公司, 是目前世界上规模最大、技术领先的卫星通信设备供应商和宽带卫星通信服务商。公司拥有世界领先的宽带卫星通信技术, 为政府应急通信、军事、救灾、能源行业等提供安全可靠的通信手段, 可以提供实时图像传输、数据传输、电话业务等各种宽带多媒体业务, 广泛应用于固定平台、陆地移动平台、海上移动平台、空中移动平台。Link Way S2卫星通信系统是应急卫星通信的最佳选择, 它能够使用单个调制解调器将小站的不同业务, 通过卫星单跳即时送达其他多个站点, 这是传统星状和网状网系统难以达到的。Via Sat Arclight全球漫游动中通网络在全球航空、航海、陆地等领域广泛应用。此外, 北京时间2011年10月21日凌晨发射成功Via Sat-1号Ka频段超大容量宽带卫星, 容量达到140Gb/s, 单个卫星可支持200万个以上用户高速宽带接入。基于Ka卫星, 可提供高速便利的应急新闻采集服务终端, Ka高速应急通信服务, 速率达10Mb/s~20Mb/s, 从而使天线更小、速率更高、成本更低。此外, Via Sat-2号Ka频段超大容量宽带卫星计划2016年发射, 容量超过200Gb/s, 覆盖范围是Via Sat-1的7倍, 可以覆盖北美、南美、横跨大西洋等区域。

水利部水利信息中心高广利

水利应急通信具有季节性较强、有一定的可预测性、洪涝灾害走势沿流域而行、行业从下到上保证畅通的特点。特别有利于领导在指挥中心处理突发事件, 实时指挥和调度, 专家和领导可以通过水利应急机动通信系统进行高效、准确的决策, 最大限度地保障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 提高防灾减灾的综合能力。应急通信在水利系统的发展始建于2000年, 到目前为止有移动车16辆, 便携站14套, 并制定了水利应急通信系统建设指南 (SL 624-2013) 。网络结构要求有:业务采用SCPC结构;控制采用星状网;其他单位可通过SDH专网进行视频浏览。水利系统对应急通信功能要求有:应能利用卫星等通信手段与决策指挥机构建立联系, 实现话音、数据、视频通信功能;可进行网络运行控制和管理, 调配各种业务传输带宽和上行功率;可配置卫星移动电话、3G及新一代移动通信等辅助通信系统, 实现行进中的话音、数据和视频通信;可实现现场的调度与指挥功能;移动站传输速率应根据业务量在384kb/s~2Mb/s之间进行调整;业务优先级:话音、防汛会商、实时视频、数据。

美国康泰易达公司系统销售总监张占杰

Vip e r s a t系统资源调度非常灵活, 在调度空间段带宽资源方面, 系统可设置两个很小的管理载波;设置一段或多段频率池, 供应急通信使用;应急频率池可以临时设置;应急载波可以自动建立, 端站开机即用;每个端站只发射一个载波, 功放单载波工作, 可以饱和使用, 节省功放功率约3d B;支持多种类型的应用业务数据传输。Vipersat解决方案具有以下特点:全自动应急业务切换技术方案, 出境、入境全部自动切换;传输质量高, 系统使用SCPC传输技术支持应急业务的传输, 时延小、时延抖动低, 真正保证语音业务数据的传输质量;频率池设置方便灵活, 系统使用频率池的方法管理应急带宽, 并且可以临时更改、只需主站操作、设置灵活、全网共享;带宽利用效率高, 日常管理带宽少, 可逐步扩充, 与其他业务共享, 传输效率高, 链路开销少;系统可靠性高, 电信级传输设备, 快速捕获Modem, 多种工作模式, 可以脱离主站管理独立工作, 频率池扩展时, 不需要改变任何硬件的参数。人员及时下达正确的指挥命令, 因此, 应急通

时代华睿科技有限公司的副总裁陈旭

应急通信系统具备小型化、集成化、可移动性、操作简单等特点。应急状态主要包括水灾、火灾、地震、传染性疾病等无法控制的自然灾害以及公共突发的应急事件。在这种状态下, 我们可以通过图像通信系统了解应急现场的情况, 以便于指挥抢险的人员及时下达正确的指挥命令, 因此, 应急通信需要全网络多通道下的应急图像传输系统。时代华睿有TVU公网传输系统、TVU全网络新闻直播系统、TVU Pack全网络新闻直播系统、3G传输系统产品、一体化集成f lyaway系统、中低轮廓动中通卫星传输系统RAYSATE 7 0 0 0、M E S H便携式图像接收系统、图像发射设备、节点双工收发设备、50 0 m W/1W/2W/10W放大器。以上产品在军队、公安、国安、消防、航天、电视直播、中移动、应急办、人防、海洋执法等领域广泛应用。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科技委常委郭建宁

卫星已经从单一卫星, 向着卫星编队、卫星星座、卫星组网的方向发展, 这样卫星间利用专用的协议组织成类似地面互联网的结构来传输信息。我国卫星已经从单一功能的卫星, 发展到卫星的星座, 如果能够互联互通, 构建星际互联网, 将使卫星的功能放大。网络结构可以现有卫星星座和中继星为基础, 其他卫星数据通过中继卫星中转, 数据量较小的可以通过导航星座传输;建立专用节点星作为空间路由, 用于联通空间的各种网络;所有的卫星都具有双向的互联互通功能。地面物联网数据采集、传输、读写等都需要无线传输的业务, 涉及到时间和空间, 陆地边远地区、海上、空中等都是地面无线网络难以覆盖的区域, 而卫星可以满足这些区域的覆盖要求, 因此, 星际互联和物联网的结合是大势所趋。

北京国通创安报警网络技术有限公司总裁助理曲明

34 0M“专网通”系统, 经过近几年的应用实践, 已形成了为平安城市视频监控建设提供无线宽带、为公安移动视频、集群通信和移动警务等提供无线宽带通信的无线视频指挥调度系统, 并被列为公安部《2012年公安科技成果推广引导计划》。340M Mc Vics“专网通”宽带无线专网系统采用码扩正交频分多址 (CS-OFDMA) 、智能天线、空间零陷、时空联合检测、自适应调制和动态信道分配等4G关键技术, 核心技术具有我国完全自主知识产权。为公安用户提供从视频到语音、数据、定位等全业务的无线宽带系统应用, 具有专网专用、安全可靠、业务全面、宽带无线、零通信资费五大优势。340M“专网通”有系统容量大、覆盖范围广、提供宽窄带一体化的业务、支持基站间平滑漫游、发射功率低、不会干扰现有的350M无线系统工作等特点。Mc Vics充分考虑到安全机制的问题, 首先, Mc Vics专网拥有自主知识产权, 而且是专网专用和其他网络物理隔离。其次, 它具有独有的swp+空中接口协议, 还有终端双向鉴权和信息登记机制, IP地址、ID号码、MAC地址的匹配绑定机制, 用户权限认证机制, 开放的加密接口等一系列安全机制层层把关, 确保系统内纯净安全。此外, “专网通”系统提供车载、单兵、临时布控、无线网卡、智能手台、移动通信指挥车、电子岗哨等专网设备。

丹麦泰纳有限公司卫星通信解决方案经理余昊楠

T h r a ne&T h r a ne (丹麦泰纳公司) 在2012年6月正式被C obh a m集团收购, 并在2013年以全新的面貌服务于中国市场, 整合资源, 强化渠道结构。始终坚持自主创新, 质量第一, 服务至上的理念。公司产品涵盖海事、航空、陆地三大领域, 从发生自然灾害后的的救灾, 到偏远地区的通信, Cobham的卫星通信设备常用于这些苛刻的环境和情况, 并发挥其强大的功能和优势。计划于2013年9月底供货的E X PL OR E R 710是首款惟一一款支持海事卫星H DR业务的BGAN终端, 为高质量的图像传输提供了条件, 超便携的设计, 轻巧的体积, 拥有更多的功能。只需使用网线将两台EXPLORER710连接起来, 就能够拥有超过1Mb/s的保障带宽, 只需要在接收的电脑或服务器上安装软件即可。EX PLOR ER PT T是一种简单可靠的数字一键通通信方式;高性价比的V H F/U H F基站通信替代或扩展工具;将优化Vo I P技术应用于复杂的卫星通信和地面通信链接;实现基础通信 (2G/3G/LTE) 和卫星通信 (BGAN) 之间语音和低成本数据路径自动切换;将无线电通信无缝拓展成全球区域覆盖。